一声鸣笛响起，8月26日下午，中欧国际班列拉满集装箱，从洛阳出发。
这趟班列北上经过满洲里，驶向俄罗斯巴尔瑙尔。20多天里，它跑完7000多公里的行程。
在这趟班列上，有10节集装箱装载着全球“热宠”——中国拖拉机。
没错，干农活的拖拉机。
民以食为天，歪果仁也不例外。人类凡是吃饭，都要种地。要种地，就要有农具。
从中国全面复工复产以来，中国各类农具出口都呈现增长趋势。
且不说别的国家，就是全球最大农机出口国德国，也从中国批量进口拖拉机。
最近3个月，中国销往欧洲的农用拖拉机比去年同期翻了一倍。
国产的拖拉机，怎么突然变香了？
土气、低端、便宜……它给大多数人留下过坏印象。然而，通过中国工业人的创造，拖拉机已完成究极进化，超越人们的想象。
2020年，国产拖拉机不仅配备了5G、大数据、氢燃料电池，还进化出无人驾驶、远程操作、毫米波雷达等技术。
一部机械配齐以上高科技后，确定我们造的是拖拉机，而非战斗机？
一台拖拉机有必要搞得这么高端？中国为什么在拖拉机上下这么多功夫？
01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五亿多人的粮食问题，是第一大问题。
这种状况下，中央政府“硬挤”出4亿多元，从国外进口了2.8万台拖拉机。
不过，2.8万台相较于当时中国80多万个村庄来说，杯水车薪。当时国内的农村全部依靠人作牛耕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
进口的第一批拖拉机只能优先供给东北的国营农场。全国其他地方的农村，只能干等。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国家。
此时，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均工业产品年产量为：钢82公斤，煤724公斤，原油242公斤，电448千瓦·时。
我国同期水平仅为：钢2公斤，煤115公斤，原油0.8公斤，电13千瓦·时。
差距之大可见一斑。
1950年，工业方面一穷二白的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约定由苏联借给中国价值3亿美元的重工机械及海空装备，而中国以原料、茶叶等“土特产”交换。
这批项目被称为“156项重点工程”。
高层把拖拉机制造厂列在援建项目的第二批次中。
说是拖拉机厂，实际上它还担任着制造坦克的国防重任。因为当时的拖拉机是履带式构造，它的工序和坦克极为相似。
拖拉机生产链只需要些许改装，就能造坦克。
一涉及国防，选址必须谨慎。
农业部谨慎的筛选出4座城市：哈尔滨、石家庄、西安、郑州。起初，洛阳并不在考虑范围内。
专家们从国防条件认真比对后，认为前三个地点均不满足国防条件，郑州最为稳妥。
然而当专家们把郑州报给毛泽东时，毛泽东认为不妥，毛主席把目光移到了一百多公里外的洛阳。
主席拟定在洛阳建厂后，有的专家好心提醒毛主席：洛阳工业基础较差，“连根钉子也买不到”。
“古时候那么多帝王在洛阳建都，难道就放不下一个拖拉机厂吗？”主席幽默地回复专家说。
但是，洛阳是毛主席深思熟虑的决定。
先说专家首选出来的郑州。它在156项的首批工程中已经承办了民用为主的第二热电站。如果继续在郑州建厂，势必增加当地老百姓的负担。
其次，工业项目过于集中，不利于国防安全。
权衡之下，洛阳有着更多优势。
洛阳临近郑州。它四面环山，地形隐蔽。虽然工业基础差，但其地下的煤铁资源丰富。况且洛阳地处中原，自古是农业大省，在产粮之地就地生产农机产品最为合适。
为给拖拉机厂打基础，自1952年开始，中央开始给洛阳配备全套工业产业链：
洛阳矿山机器厂，负责采矿、冶金、大型铸锻件；
洛阳滚珠轴承厂，生产、锻造标准级滚珠轴承；
洛阳热电站、洛阳铜加工厂担负供电、供料的任务。
基础产业链初具规模后，1954年底，一行200人的装卸汉子们冒着大雪赶到洛阳的涧河西畔、拖拉机厂的工地。
他们是拖拉机厂筹备组从开封秘密调来装卸材料和设备的。
宿舍和工地隔河而望，装卸队员们只能淌河上下班。所有的基建材料和装备都是靠人扛牛拉，“硬生生挑出来的”。
大夏天，精壮的装卸队员们光着膀子，从车皮上用大铁锹往下卸煤。汗流浃背，煤尘混合着汗水蒙在脸上、身上。
“厂领导们也不例外，全是老八路作风，脱了衣服，光着膀子上车，拎着铁锹和大家一起卸煤。”
“他们吃饭的时候，也是用黑乎乎的手拿着馍啃。”
一切准备就绪，1955年10月1日，中国一拖正式动工建设。原八机部部长的杨立功，被周恩来任命为第一任厂长。
然而，国家的资金不能完全支持工厂持续投产，一拖的困难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消息传出后，各地百姓自发地支援洛阳，凑出各种物资送到一拖厂：
河南新乡县黄河堤坝打夯队800位打夯人自发赶到工地；河南南阳地区的群众们把28吨炭一捆捆地背到洛阳工地；黑龙江桦川县一个村庄的农民把节省的1000多斤大米千里迢迢送到工地；江苏徐州地区无偿送来1万多吨耐火土和大量砖石块；全国成千上万的“红领巾”捡废品换零钱，寄给工厂……
1956年底，3万多平方米的厂区初具规模。所需的各式机床，也陆续运进车间。
人民创造了一拖。
当工人们热火朝天地赶进度时，1958年4月之后，与中国关系恶化的苏联，停止向中国运输设备。
设备不到，但工期任务又非常紧张，更重要的是，生产拖拉机在当时不是商业行为，而是历史使命。
为了保证生产正常进行，工人们拿着苏联的图纸和技术参数自行摸索，一边试错一边改进。
半年多时间，所有工人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工作，一直干到次日凌晨1点，困了直接睡在厂房里。
“我们都睡在车间草垫上，铁块、钢材等原材料一来，大家就起身干活”。
一拖的老工人们回忆，“当时缺乏吊车，几十吨、几百吨的大型设备，基本上都是人拉肩扛安装好的。”
中国人向来认可，人定胜天。
就在1958年这个特殊的年份——
6月20日，铸铁车间冲天炉炼出第一炉铁水；
7月8日，生产出第一台燃油泵；7月13日生产出第一台柴油发动机……
1958年7月20日，一拖厂外人群涌动，摩肩接踵。厂门一打开，厂外敲锣打鼓，人群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
新中国第一台红色的“东方红”54型履带式拖拉机生产出来了！
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车头挂着毛主席的头像，悬挂大红花，车身挂满彩绸。
拖拉机沿着街道缓缓前行，后面是敲锣打鼓挥舞彩旗的群众。
“我国农民早已盼望着的‘耕田不用牛’的伟大时代已经开始来到了！”时任国家副总理的谭震林在洛阳一拖庆祝典礼上庄严宣布。
会场上，“长征四老”之一谢觉哉抑制不住豪情，当场吟诗六首：“五亿农民要机械，眼睛望着你们厂……”
谢觉哉每念一句，人群中就爆发一次掌声。
拖拉机，承担着那个时代中国人民最朴实的期望。
02
“你们要记着，你们是中国第一啊！要出中国第一的产品，出中国第一的人才，创造中国第一的业绩！”
1959年10月12日，周恩来视察一拖，提出了对一拖的期许。
人群中，一位年轻的技术员眼含热泪，把总理的话牢牢记在心里。
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的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商镇。
1957年，商镇和一批同学从莫斯科汽车机械学院拖拉机系毕业。回国后，他们被分配到第一拖拉机制造厂。
按照前苏联的德特54拖拉机，仿制东方红54拖拉机。这是商镇接到的第一份任务。
东方红54履带式拖拉机仿制成功后，毛泽东批示一拖：拖拉机式样和性能一定要适应我国的气候和地形，要尽可能地降低成本。
根据毛、周的期待，商镇等一批青年工程师加班加点，接连改进出了60、75、802等一系列东方红拖拉机。
这些拖拉机被运往全国各地，在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20多年里，担负起中国60%以上的机耕任务。
凝聚民族自豪感的机械设备，质量也没话说。
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在条件艰苦、任务繁重的黑龙江的农场服役期间，曾创造出31年没有大修的纪录。
完全掌握履带式拖拉机技术后，商镇和工友们想进一步摆脱苏联技术，研发更能适应中国农田的轮式拖拉机。
几个年轻的技术员凑在一起商量，彼此了解了心意后，一起扎进轮式拖拉机的研发中。
时隔6年，1965年的11月，商镇揣着轮拖产品报告，在北京第二次见到周总理。
周恩来耐心地听完商镇等工程师们的汇报后，赞许他们下基层搞研发的精神。
“要造成一种风气，以不下去为耻，以不下去为落后，不下去就不好过。你要设计产品，又不下现场去怎么能行呢？”周总理嘱咐大家。
周恩来托付的这句话，成为商镇一生的信条。
时代滚滚向前，1970年代，国内拖拉机市场逐步饱和。一拖也迎来命运挑战。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国家不再给一拖下达生产计划。原本“靠指标”生产的一拖，要自力更生了。
数万员工需要吃饭，一拖分厂甚至贩卖牛肉维生。
看着牛肉摊子，商镇心里不是滋味，他觉得“等米下锅”不如“找米下锅”。
事实上，一拖面临的考验比想象中更为严峻。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逐步推行，大块儿土地被划分成了“面条田”。面对小面积土地，大型履带拖拉机束手无策。
1980年，东方红履带拖拉机销售还能维持在2.4万多台，但到了1981年，骤降至不足1万台。
看着惨淡的业绩，一拖的领导班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找商镇商量对策。
“你要设计产品，又不下现场去怎么能行呢？”商镇耳旁响起周总理的话。
“农民们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商镇回答。
一拖的领导班子很快采用了商镇的建议，派出500多人奔赴全国调研，调研员们的足迹遍布15个省、106个县。
“器械小一些；1头牛的价格；马力再大些；能犁地也能跑运输……”
调研员们把田间地头里搜集来的一手信息汇总起来。
商镇严谨地综合、筛选着一手信息，为农民们量身定制出“小四轮”拖拉机，即东方红-15轮式拖拉机。
1982年，小四轮拖拉机进入市场，很快，订单如雪片般涌进一拖。
然而好景不长。国外大马力、大轮拖拉机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涌进中国市场，小四轮很快被淘汰。而此时的一拖，并不具备生产大轮拖的技术。
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形成一股进口潮流，重工企业流行“造不如买，买不如借”的顺口溜。
当时，全国2/3的拖拉机企业从国外引进轻型、小型拖拉机技术。一拖也不例外。
1983年，在时任一拖总工程师的商镇的建议下，一拖与意大利知名汽车制造品牌菲亚特达成轻型中等功率拖拉机技术转让。但是，商镇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的路。
当时，大多数拖拉机厂引进技术后，一劳永逸。而商镇却带着技术团队默默地消化着菲亚特的大轮托技术。
由于缺乏资金，商镇等人提议用小轮拖的收益支持大轮拖的研发。
“那时大轮拖室一共才12人，一无样机，二无经验，我们是参考菲亚特的技术，从头开始摸索。”一拖的工程师薛志飞回忆前辈们的“创业”岁月。
屋漏偏逢连阴雨，在商镇带队死磕大轮拖技术，四处筹措研发资金时，一拖遇到一股强劲的冲击。
1994年，为了刺激市场竞争，中国取消了拖拉机生产许可证制度，拖拉机市场活跃了起来，只要想做，都能入场。
拖拉机市场一时腥风血雨。国内每个月增加1家新厂，德国、美国、意大利等农机巨头们趁机加码。
内忧外患，一拖市场份额缩水，出现建厂以来首次亏损。
赚不到钱，就拿不出研发资金，不研发新产品，更赚不到钱。一拖陷入困局。
为了筹措资金，1997年，一拖领导班子决定在香港上市。作为中国农业概念第一股，一拖H股一上市，就募集到15亿港元的资金。
这笔救命钱，该用到什么地方？是维稳还是突破？一拖厂展开激烈的争论。
不解决尖端制造技术，中国农机市场必被国际巨头抢占。
一拖选择技术升级，拿出融资额的30%、4亿多港元投给大轮拖研发。
当工程师们埋头攻克大轮拖项目时，由于国内拖拉机行业门槛低、数量多，低端产品过剩。国内拖拉机行业销量疲软。
低端产品过剩，就打价格战，价格战导致成本加大，只能向质量克扣成本。
“那些国产拖拉机就是纸糊的！”有的拖机厂为了占据价格优势，竟给拖机换上了塑料外壳。
2001年，国产拖拉机合格率只有19.6%。在国家狠抓后，2002年也只达到50%。国产拖拉机的口碑迅速跌落。
质量问题直接影响了销量。2002年，约有1/3的国有拖拉机企业转产、停产、破产，中型拖拉机产销低迷。
国产拖拉机如何发展，是产业生死问题。带着“红色基因”的一拖，也站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03
2002年，决定一拖生死甚至是国产拖拉机生死的一年。
这一年，组织安排一路从一拖基层成长起来、对一拖情况熟悉的刘大功担任总经理。
发展的路还得自己走，一拖步入艰难的探索期。
厂里专家调研市场后发现，国内已经有100多家拖拉机厂家，但国内拖拉机市场空间只有180亿到200亿之间。
大轮拖技术不成熟，如果把利润押在单一领域上，短期内很难突围。
经过慎重考虑，刘大功决定发挥一拖雄厚的工业积累，打进空间为1000亿元的农机产业链市场。
没多久，一拖就调整了产业结构，将拖拉机产业划分成4个板块：农业机械、工程机械、动力机械和零部件制造业。
起初，拖拉机仍是主要产业，占板块结构的50%-60%。其余板块即为拖拉机服务，又能零售。
开始多元化经营后，来厂提货的客商络绎不绝。靠着“副业”，一拖的销售业绩一下子提升起来。
2002年年底，一拖全厂扭亏；2003年，一拖公司销售收入47．5亿元，刷新盈利记录；2004年，收入61亿元，再创新纪录。
好成绩在前，当2005年一拖庆祝50岁生日时，国内外农机行业中的大人物坐满了整个会场，期待时任一拖董事长的刘大功发表庆功讲话。
当时，刘大功一脸凝重，最终还是在众人欢庆的庆典上说出了“丧气话”：虽然目前产值上升快，但是利润率相当微薄，仅为2%～3%。
台下鸦雀无声，人们沉着脸交换眼色。
“这是短期效益挤占了长期战略！”刘大功直白地说出自己的理解。
当年，一拖忙着转向多元化时，国外巨头正在打磨杀手锏——动力换挡技术。
使用动力换挡技术的拖拉机，换挡只需按动几个按钮。而国内使用的传统换挡，还需手动操作几十个档位，女性难以操作。
动力换挡拖拉机很快占据高端市场。国产拖拉机只能卖2-5万元，而国外约翰迪尔、纽荷兰、久保田等巨头的动力换挡拖拉机动辄上百万。
眼看着国外拖拉机分走了大头，厂里一些领导向刘大功提建议，希望继续压缩拖拉机板块，将之降至1/4，用多元化的零件产品，避开国外品牌的技术锋芒。
是砸钱研发拖拉机，还是坐收“副业”红利？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扭转局面，还得从拳头产品做起。刘大功决定聚焦拖拉机技术，决心实现拖拉机全盘国产化。
刘大功告诉一拖员工，从理念到设计，从图纸到零件，做好正面对垒国外巨头的准备。
动力换挡拖拉机就成了技术攻关的当务之急。
任务落到了从研发一线一步步走上管理岗位的薛志飞头上。薛志飞带领一队人马，投入紧张的研发。
面对国内无参考的情况，他们借鉴一拖的成功经验：吸收国外技术，回家自主研发。
2006年，薛志飞先与国际内燃机巨头奥地利AVL公司合作，并逐步吸收消化对方的技术精髓。
4年间，仅薛志飞一人就绘制、标记了上万张图纸，定稿1200次。
2010年9月，动力换挡拖拉机在一拖诞生。但是想要商品化，必须降低制造成本。
2011，一拖收购了生产拖拉机动力换挡传动系统的法国工厂。薛志飞一行人反复测试，终于在2014年，推出高性能、低售价的商品化动力换挡拖拉机。
上市一年，这款拖拉机就卖出6600多台，迫使同类型的进口产品降价30%以上。
长期的技术积累，让一拖迎来产业爆发期，一跃成为行业佼佼者。
100马力以上的拖拉机占走中国1/3的市场份额；55马力以上拖拉机市场占有率约为2/3；400马力无级变速拖拉机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大中小马力多款拖拉机先后拿下国内销量第一……
中国一拖自主研发的系列拖拉机名声大噪。初春时节，拖拉机行业的出货备战期，一拖厂内外都会爆发抢货热潮。
全国各地的客商挤满了一拖的楼道。他们操着各种方言，围住办公人员催货。有些人生怕抢不到货，在楼道里铺上铺盖卷。公司门前,拉货的重型货车排成长龙。
技术升级让一拖打赢了翻身仗，但是一拖不满足。
跟着国外升级技术，什么时候能反超，自己成为领跑者？
尾声
2015年，李克强总理与百余位院士探讨后，将先进农机写进《中国制造2025》中。
《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制造业未来10年的顶层设计图。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拖摩拳擦掌，借着政策的东风，打出中国农机第一拳。
2016年10月，中国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新机具作业演示活动上，中国一拖发布我国首台无人驾驶拖拉机。
两年后，一拖又研发出“超级拖拉机Ⅰ号”，它是国内首款无驾驶室的纯电动拖拉机。
一拖在不断调动国内尖端科研力量升级技术。
2020年6月16日，一拖牵头，“超级拖拉机”、5G氢燃料电动拖拉机ET504-H问世。
这台拖拉机，使用了5G移动通信技术。它速率极高，不仅能快速感知自身运行状态和作业环境，还能把收集来的信息迅速传递给后台。
5G拖拉机的供能系统也很强大。它以氢燃料电池供电为主，锂电池供电为辅，可以3秒加氢，24小时作业，零污染排出。
它的无人化模式，能应用于全部耕地类型，并能根据耕地情况进行超精确操作。不论是平原还是丘陵地带，它都能按照规划的路径犁耕，旋耕，播种。
满洲里有卖小旋耕机吗
不过话说回来，5G拖拉机如果只为耕作服务，至于强大得如同战斗机吗？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目光投向荷兰。
荷兰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利用互联网发展农业生产，其成绩斐然。
荷兰人口仅为中国1.24%、耕地面积相当于中国的0.5%，但它常年保持着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的成绩。
研究农业发展历程，我深刻的预感到，5G拖拉机只是未来农业模式的一个环节。这个模式就是智慧农业。
智慧农业不同于传统农业。传统农业依靠农民经验种植作物。而人力有限，无法掌握生产和市场的实时信息。
而智慧农业简要来说就是利用物联网技术，把土地上适合种植哪些作物、哪些作物能赚钱、种植作物的注意事项等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5G拖拉机如能广泛推广，不仅是解放劳动力，降低农作成本的问题，也能将中国农业集约化、自动化推上新的高度。
5G拖拉机，只是中国迈向未来的一小步。拖拉机，也能成为国之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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