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0年出生在淮河岸边的丘陵地区。我和大多数农村的小伙伴一样，14岁就在生产队里站队上工了。
这个年龄是参加生产队劳动的硬性年龄，也就是说，到了这个年龄的男女孩就得站队上工。
第一年站队上工，一天是4分，早晨起来上工是8厘，上午和下午各1.6分。
早晨下了工后，才能吃饭去上学。
我16岁的时候初中毕业，就到公社创办的农业大学去上三年农业大学。
说是上农业大学，实际上就是学习一些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农业技术知识，另外加种植各种实验田。
在上农业大学的第二年，我认识的女朋友刘开慧。
那是一次，我们同学在种植实验田里插红薯，刘开慧和我一前一后地担着水桶到一个水塘里去挑水。
刘开慧用水桶在塘里舀水的一刹那，脚下打滑，她连人带桶一下子掉到塘里去了。
由于她是双脚并拢身体后仰滑倒水塘里去的，瞬间她就被淹没到了塘底。
我在塘埂上看到她在水里面没有了身影，就急忙撂下水桶顺着气泡跳了下去，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她从水里给救了上来。给她控了控肚子里的水后，又背着她跑到了公社医院去抢救，路上她又吐湿了我的后背，到医院经过医生的极力抢救，终于转危为安了。
经过这次救援，我们彼此都产生了好感，私下里就谈起了恋爱。
1979年，也是公社农业大学解散的那一年，我和刘开慧结婚了，那一年我们19岁。
1980年秋，分田到户的那一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正赶上分田地的节点，我就给孩子取名叫有田。
八十年代初期还没有进工厂打工的人，农民大都是靠着土里刨食度日，我就靠养殖母猪和种植田地来改变生活。
后来村子就有人嫌种田的负担太重，不赚钱，开始撂荒田地了，我就捡别人不种的田地种植粮食。
那时候承包别人的田地种是不要租金的，只替他交公粮就行了，农业税和提留款什么的都是他自己交。
八十年代还没有收割机和旋耕机，种植那么多的庄稼都是靠人割肩挑来和牛耕来完成的。
那时候我和妻子全仗着自己年轻，才敢如此拼命地种了那么多的田地。
到了九十年代农村盖瓦房的农户渐渐地多了起来，我看有人买砖机给别人的小吊窑做砖坯子挺赚钱的，我跟妻子商议之后就就买了一台制砖机给窑厂加工砖坯子。
那时候给别人做一个垛子（200块）的砖坯子是4块多的工钱，除了付给工人的工资，一个砖头垛子可以赚2块钱左右，一天可以做20个垛子左右的砖坯子。
做了一年后，我看红砖卖得很快，利润比较高，就在村民组的一个荒塘埂上建了一个吊窑。在塘坡里取土，等于是替村民组挖个大深塘，本组邻居买砖头一个垛子比市场价便宜2块钱。村子里的邻居农闲的时候，还可以在我这个窑厂里打工挣点工钱补贴家用。
因此，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
见窑厂的生意比较赚钱后，我就退回了种植别人的田地，我们夫妻两个专心致志地做起了烧制红砖的生意。
到了2000年以后，上面出台了禁止烧制黏土砖的政策，农村吊窑陆续全都被关闭了。
我不想过着被别人管制的打工生活，仍就干起了老本行转包种植别人的田地。
2006年，也就是取消公粮和农业税的那一年，我花了15万多元买了一台旋耕机和收割机，这两台机器除了补贴自己实际花了10万多块钱。
有了这两台机器后，我又转包了村子附近的180多亩田地大干农业。
种田虽然受天气的影响太大，但总体来说种的田地多，还是有一些利润的。
用了几年后，那台收割机频繁地出着故障，我就把它卖掉了，之后，就没有再买收割机了。
我算了一笔帐，自己有收割机虽然比较方便，但是，机器坏了维修费用和耽误工时，也是一件让人很烦恼的事情，自己开收割机还要耽误人工。
再说，现在的收割机多，出钱请别人的收割机更方便省钱，自己只要有一台旋耕机，种植这180多亩土地也就足够了。
2011年我们行政村里的一个成功人士吕大良，在我们集镇上开办了一个农村合作社。这个合作社是经过报备的属于民间银行组织，从事存款和放贷的业务。
成功男人吕大良也算是我们这里一个比较励志的一个人物，他16岁初中辍学后，就到南京的一个服装厂里去打工，后来自己在南京办了一个服装厂。经过20多年的苦心经营，积累了一些技术和资金，厂也越做越好，据在他厂里打工的村民说，效益还真的不错。
我们村第一次修建村村通水泥路时，他还曾捐赠了200万元的善款。
2012年的正月初一上午，这天，我正在村子里和邻居一起拜年，妻子给我打电话说村支书和一个大老板到我家里拜年来了。
我接到电话时，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一般来说，每年都是我们这些种田大户和村民组长在正月初一这天先给支书拜年。支书然后约个时间在街上的一个酒店里请我们去坐坐，也算是他给我们统一的回年吧。
这也是我们的传统习俗。
此时，我一边往回去，一边在想着妻子说的那个大老板是谁呢。
回到家里，我一看妻子说的那个大老板正是我们行政村的成功人士吕大良。
我跟支书和吕大良很客气地相互问好之后，就让妻子准备午饭。
相互客气了一番后，支书就说请我支持一下他的工作，也算是支持一下咱村子里的成功人士，农民致富的带头人。希望我们把钱存到咱们的农村合作社的银行里面去。
他说合作社里存款的利息是很高的，每块钱1分2的利息，也就是说，1万块钱一年能得到1440块钱的利息，另外，存款数额大的还有股份分红。
我开始有点半信半疑不敢相信，说白了这是私人的银行，毕竟不是国家的银行，感觉还是有点不太靠谱。
支书看出了我的疑虑，他笑而庄重地对我说：方明，你请放心，我用我40年的党龄做担保，绝对不会让你上当受骗的。
吕大良也看出了我的心思，笑着对我说：方明，支书在咱们村干了30多年的村支书了，你还不放心。再说我的米多得很，资产早已过亿了，咱们今天当做支书的面，让他做个证人，假如你现在能在我那里存50万块钱一年的期限，我可以先预付你一年72000元的利息。你一年一取也可以，不过，存定期的利率会更高一些。
吕大良说着拿出手机，要加我的微信转账。
我一听有这么多的利息，快要惊掉下巴了，我犹豫了一会儿，就到厨房里和妻子商议去了。
我把刚才的情况跟妻子说了以后，妻子也很惊讶，50万的利息，相当于我们种植100多亩田地一年的收入了。
于是，我对妻子说：咱们一年一存，不存死期，别太贪心了，风险应该不会太大，妻子点点头算是同意了。
吃饭之前我们就把事情给谈好了，吕大良给我转了72000块钱的利息，正月初七之后信用社和邮政储蓄上班了，我就把这两个地方，那几笔50万的存款给取出来，存到吕大良的农村合作社的银行里面去。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也有很多人因为多得点利息，像我一样把存在其他银行的钱取出来，存进这个农村合作社里来的。
有存款就有来贷款的，这个合作社就以2%（每块钱2分）的利息往外面放贷款。有包工程的人一笔几百万，几百万的从这里贷了出去……
按照原定我一年一取，不存死期的计划，当我去取钱的时候，支书告诉我说连存三年以上，可以增加到1分5的利息。
我说我不要那么高的利息了，把钱都给取出来。
支书对我好言相劝说，资金在银行里面很安全，让我不要多疑。
我又提出提前支取利息，支书说提前预付利息那是存款第一年的优惠活动，第二年已经没有了。
到了年底我去取利息的时候，支书如数的给我支付了利息，我心里多少有了点安慰。
到了第三年就传出了银行资金链断裂的消息，我取钱的时候支书对我说资金周转困难，放出去的贷款没有如期收回，等资金宽裕了一些，就会在第一时间先还我的50万。
后来这个合作社就像人们预言的那样真的是倒闭了，大门也紧闭不开了。
我和那些储户们不仅被邻居们笑话，还要面临着打官司要钱的局面。
我们这些储户就找到了乡政府解决，乡政府说是上面批下来的，让我们到上面去要钱，乡政府没钱也没有义务替他们偿还债务。
就这样我们这些储户就像皮球一样，从下到上来回的踢着。
为此，我们也咨询了律师，他们给我们解释说，超过国家标准利息的存款，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话里话外说是我们自己贪心造成的。
说白了就是让我们后果自负。
但是，我们心里不服，上面如果不批准，他们敢成立合作社吸收存款吗。
后来，那几个创办合作社的老板都被法院纳入了失信人员的黑名单。
我辛苦打拼了大半辈子攒下的50万元就像打了水漂一样，悄无声息地悬在那里了，不知道还能不能要得回来。
现在我和妻子都60多岁了，一直种植着180多亩田地，虽然从种到收全都是机械化了，但一些必不可少的人工劳动，还是把我们这对老夫妻累的是腰酸背痛的。
别看种植这么多的田地，除了机械费和农资化肥等其他费用的开支外，一年只能赚到几万块钱。
对于从事农业劳动的人们来说，如果不是靠着一颗对农业的热爱之心，是很难支撑下去的，它不仅累人，还让自己的付出得不到成正比的回报。
人们常说劳动锻炼身体，从我们老夫妻的体验来说还真的是一点也不假，只要别严重的透支身体，还是不会生病的。
如今我们虽然60多岁了，但仍然是老当益壮，我们干活的心态好，不急活儿，一切都根据季节和天气，有条不紊地播种收割。
不过，我也和妻子商议说再干两年就不能种那么多的田地了，老命最重要。
结语
从我的教训中可以看出，任何人的话和保证都不要轻易相信，更不要贪图小便宜，为了情面和高利息，把自己从牙缝挤出来的血汗钱，存给私人的银行或民间借贷。当他倒闭或赖账不还时，他就会用“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话来对付你，到那时你才知道，是你的贪心害惨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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