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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目录：

1、北京旋耕机配件厂商：90后“海归”返乡只为种好“一棵稻”

2、北京旋耕机配件厂商：川北农村新鲜事：不等不靠，这个村“打伙开荒”共同致富

3、北京旋耕机配件厂商：是生产也是乡愁，京西“蒜乡”入秋种蒜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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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现代农业必定是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的高效农业，他要让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90后“海归”返乡只为种好“一棵稻”

丁旦在公司文化墙前的留影。

丁旦展示市场上免洗大米产品和生产技术。 记者陈春园摄

丁旦（右）与合作社成员一起检查秧苗的病虫害情况。受访者供图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和安全，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提出了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的新战略，强调加快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实落地

“端牢饭碗”“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需要有一批懂农民、懂技术、懂市场的新农人

丁旦就是一个新农人

这是一个“海归”留学生回乡种粮的故事，他今年刚29岁

在普通人眼里，一个农村娃，好不容易挣脱了土地，还远赴英国名牌大学留学，又回到农村“玩泥丸”，似乎不太值当

妈妈反对，舅舅斥责，都没拗过丁旦“回家种田”的执着

这位英国利物浦大学硕士生会碰到什么“钉子”？能用好科技种好田吗？

初遇丁旦，想把他和“海归”对应起来，似乎并不容易。一米八的壮实个子，脸上架一副黑框大眼镜，衣服上、裤腿上满是谷屑，活脱脱一个下地农民。不过，墨绿色工装里的贴身Ｔ恤上，赫然印着一排可爱的卡通向日葵图案，掩饰不住他“90后”的身份。

土气中透着洋气，洋气中散发朝气，记者试图走进这个年轻人的世界。

丁旦的母亲王秀萍，是中国农村妇女吃苦耐劳的典范：13岁开始，在江西高安乡下走村串巷做裁缝，夏天卖冰棍，冬天卖水饺，开过载客三轮车，和男司机“抢生意”……她说，自己一辈子是苦过来的。

2007年，她和当“教书先生”的丈夫丁奋勇创办了粮油公司，进入粮食加工行业。经过10多年打拼，公司已成长为年产量4万吨、产值2亿元的省级龙头企业，她也成为远近闻名的“女强人”。

2015年9月，丁旦从英国利物浦大学消费者市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何去何从？一家人为此争论不休。

听说“海归”儿子要回家种田，家中立刻“炸了锅”

“家里花130多万块钱供你留学，你回来当农民，胡闹！”“我和你爸辛苦一辈子，不就是图你走出农村，在城里好好生活吗？”

“本科毕业出国时，就没想过以后待在国外；选择专业，也是为了回公司接班。”异国虽好，终是他乡。丁旦天生有着一种浓重的乡土情结。

“百善孝为先。爸妈就我一个儿子，我不回来，他们老了谁陪伴？”记忆中，从小学六年级起，他就开始帮妈妈外出送货。

“从小闻惯了泥土味，吃惯了百家饭。我觉得乡下和城里唯一的区别，就是送外卖、收快递不方便。”他调皮地说。

丁旦说，他选择回乡也源于倔强的个性，不服输。他常想：“我家的米品质这么牛，没理由卖不过别人！”

那天，他在电话里把“回家种田”的真实想法告诉了家人。果不出所料，家中立刻“炸了锅”。

王秀萍焦急地说：“我和你爸辛苦一辈子，不就是图你走出农村，在城里好好生活吗？”

舅舅斥责道：“家里花130多万块钱供你留学，你回来当农民，胡闹！”

经过几番较量，家人的集体反对最终没拗过丁旦执着一念，大家只有各让一步。王秀萍提出了一个条件，丁旦必须在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城市中选一个，求职待满两年，入职必须是现代企业。

“直接回乡接手企业，吃的是我的老本，接触的是上一辈的人际圈、旧观念。送他出国深造，逼他在大城市求职，就是为了不再吃没文化、见识浅的亏。”王秀萍说。

丁旦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毕业后，他只身来到上海。那时，王秀萍只给了儿子一个月生活费。

在两年的“沪漂”日子里，丁旦一个人在现代都市里闯荡，亲历着现代观念的冲击与碰撞。他在一家大型广告传媒公司上班，每天接触各种不同层次的消费者，为大企业做产品市场定位和营销策划方案。2017年底，他结束“沪漂”生活，回到了家乡高安市石脑镇。

第一年，因为天气不好、经验不足，种粮没怎么挣钱；第二年，因公司发展步伐过快，大量流转土地，下半年又遭大旱；第三年，疫情、水灾、虫灾、低温凑一块儿，又亏了不少钱。

丁旦抬头看看天，说道：“老天爷不赏饭吃，可还得扛着。我就不信那么倒霉，今年再碰上坏天气。”语气中充满了一种不怨天不尤人的坚定。

被丁旦“鼓动”一起回乡的，还有南京农业大学种子专业毕业的初中同学高亮，江西机电学院设备专业毕业的表哥肖文，年轻的同乡胡鹏……他们建立荷悦优质稻专业合作社，组建农机团队，定下目标：“要让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丁旦说，农业靠天吃饭，投入大，风险大，收益低，农民社会地位不高，农村吸引力不强，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乡村振兴，国家一定要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让一批有农业情怀、有干事能力的年轻人留下来扎根，农村才有希望。”

“适度的失败才是成功之母”

这些年，“钉子”没少碰过，丁旦开始明白，和农民打交道得有“门道”、接“地气”，和他们“一个鼻孔呼吸”

丁旦回乡的第一件工作，不是卖米，而是种地。王秀萍说：“既然务农，就得从种地做起，不熟悉土地、粮食、农民，怎么在农村闯天下。”

加工厂以前做订单农业，收别人的粮食加工，王秀萍早就希望建立自己的种粮基地，保证优质粮源。儿子回来正好一举两得。

回乡后，丁旦和公司普通员工一样，拿着每月3000元的工资，开始在附近村镇四处转，流转农田和荒地。

2018年正月刚过，丁旦来到筠阳街道，召集七八户村民商谈流转土地。面对这个戴着眼镜、彬彬有礼的毛头小伙，村民满脸不信任，一位村民劈头便问：“不会是拿了地去套政府补贴吧？”

丁旦以为带足订金，给足价格，土地流转不是难事。经这么一问，他的心一下子凉了一大截。商谈不太顺利，磨了一晚上，只签下70多亩地，其中还有30多亩抛荒地。

这些年，“钉子”没少碰过。渐渐地，丁旦开始明白，和农民打交道得有“门道”、接“地气”，和他们“一个鼻孔呼吸”。

他脱掉皮鞋换上泥靴，脱下西装披上工装，把自己打扮成地道的种田人。见到村民，学会了嘴上抹蜜“老哥老嫂”“大伯大妈”叫个不停，敬烟递水频献殷勤。有一次，在汪家圩乡流转土地，为获得村民信任，他连夜赶出了田地规划方案，装订成册，送到村民手中，并邀请他们来公司考察参观。村民和乡干部开始熟悉这个年轻人，喜爱这个年轻人。

2018年以后，公司流转的土地从无到有，2000亩、6000亩、12000亩……经过几年发展，公司目前流转土地及订单农业的总面积已达5.9万亩，全部用于种粮，“明星企业”的光环上又有了一个新头衔——“种粮大户”。

拿地难，种粮更难，丁旦和高亮都是“门外汉”。2018年，瑞州街办东方红街道一块200多亩的荒田，由于对田块情况不了解，又不懂及时追肥、放水，正常亩产千斤的产量只收了600斤；当年，龙潭镇樟树桥村一块200多亩的地，因为种子品种、播种时间等环节失误，种出的稻子品相不好，只有全部当饲料处理……

“三分种，七分管。”丁旦开始向农校专家请教，向种粮大户学习，向种田能手咨询；开始注重科学种粮、绿色种粮，对土壤进行取样检测，测土配方，制定肥料配比，减少农药用量，安装杀虫灯，使用引诱剂，对病虫害提前预防，像照顾孩子一样精心照顾稻子……

适度的失败才是成功之母。2019年，石脑镇文家村一块300多亩的地里，亩产终于达到了1100多斤。验谷员看到金灿灿的稻子，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两个90后大学生种出来的。他赞叹说：“这是我今年验到最漂亮的稻子！”

“现在，选择留下的理由有很多，却再也找不到一个离开的理由。”丁旦感叹道。

一次，村干部不解地问他：“你和镇里书记是什么关系？他两次都在大会上要村干部支持你流转土地。”丁旦一愣，平时没怎么和书记打交道啊。后来才想明白，这是当地政府在背后默默支持年轻人回乡搞农业。这些“默默的关心”，成了丁旦坚持下来的理由。

还有很多管田的农民，还有厂里的员工，还有当地的贫困户……“我离开了，他们就失业了。”对村民、对员工的承诺，也成了丁旦坚持下来的理由。

“离开农村，我在城里怕也找不到好工作了，这几年的履历全是务农。”说完，丁旦憨厚地笑了。

科技种田，科学管田

现代农业必定是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的高效农业；现代北京旋耕机配件厂商农业也必是精细农业、绿色农业

21世纪的地谁来种、怎么种，这是丁旦深思的问题。

农村传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家一户，几亩薄田，耕读传家”的生活方式逐渐远去，现代农业大幕徐徐开启，丁旦回乡时，中国农业已基本完成了“机器换牛”的跨越，正在步入“机器换人”时代。

丁旦想，现代农业必定是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的高效农业。2018年在公司领过工钱的务工村民有五六千人，平均每人每天80元；2019年，领钱的人数明显减少，工钱涨到100元；2020年，50岁以下的务工者已基本看不到了，基地里抛秧、施肥、喷药等环节，均以五六十岁女性为主，许多人还要公司派车到村里接送；2021年，人会更少，工钱会更贵，派车接送是“铁板钉钉”的事。

“不依靠机械化，手头没有一批农机‘大家伙’，光人工成本就能把公司压垮。未来种地必是农机的天下。”丁旦坚定地说。

他招收了9名“90后”组建了自己的农机团队，先后购入5台旋耕机、7台插秧机、6台收割机、3台无人植保机，探索全程机械化种粮。

“秧好一半禾。”当不少种粮户还在沿袭传统的抛秧、播种时，丁旦已密切关注育秧工厂、机插等高效种植方式。2019年，他顶住成本压力，在基地内建起玻璃大棚1000平方米，联栋温室大棚2300平方米，引进一条全自动化播种流水线，运用先进的育秧栽培模式，进行统一催芽、育秧、播种、机插。

育秧和机插的效益是明显的：第一年机插成本是160元，第二年下降到130元，2020年下降到100元。

丁旦还认为，现代农业必是精细农业、绿色农业，向管理要效益，向品质要效益。近两年，丁旦在石脑镇培育富硒有机稻基地，通过潜心研究药物配比，该基地的富硒含量每公斤达400微克。他还建立稻蔬轮作基地，将水稻与豆角、大头菜等轮季耕作，不仅让每亩增收3000-5000元，更重要的是改善土壤有机物含量，提升水稻品质。

“希望国家继续加大育秧、机插、农机等环节的补贴力度，大力扶持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只有当社会化服务组织健全，服务价格低廉，种田不辛苦又有钱赚时，农业才有吸引力。”

21世纪的地谁来管、怎么管，这是丁旦深思的另一个问题。

丁旦发现，当前大规模流转土地、聘请农民管理的模式存在一个明显缺点——农民积极性难以调动。经过几年实践、磨合，丁旦在当地首创了粮食企业产供销一体的种田组织管理模式，并给它取了一个好听好记的名字——“田管家”。

“田管家”是一种分级管理模式，土地流转以后，合作社分区域委派“总管家”，“总管家”再在区域内根据情况选拔村、组“小管家”。“我们聘请的这些田管家，不但有保底薪资，年终还有分红，分成模式让农户利益得到充分保障。”

2018年，丁旦初次试水“田管家”模式，公司给“田管家”每月发工资，秋粮利润“总管家”与公司各占一半，“小管家”视其负责的基地效益适当奖励。第一年，丁旦发现“田管家”的积极性还是不能充分调动。

2019年，丁旦把所有“田管家”都纳入五五利润分成；2020年，利润分成变成六四，“田管家”得六成，公司得四成，有些田块公司利润甚至降得更低，“田管家”的积极性渐渐调动起来。

石脑镇文家村50多岁的“田管家”朱细英替公司管理500亩地，五五利润分成时，每次田里有纠纷，她总是打电话让丁旦赶到现场。随着利润分成提高，像“农药漂移到插花田”“农机压坏村民菜地”等小纠纷，朱细英都主动想办法解决。2020年收割季节，她还主动联系四台收割机，把田里的稻子全部收完，没让丁旦操一点心。当年，她在田里工作时间不足6个月，尽管收成不如往年，光分红仍能拿到4万多块钱。

“田管家”模式最大的特色就是让利。丁旦说：“种粮收益本来就低，公司与民争利，挫伤‘田管家’积极性，种不出高质量原粮，最终损害的是公司利益。”

不靠种粮赚钱，把利润主要放在粮食加工和销售环节，有效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有了“田管家”全身心投入，丁旦有更多的时间从田里“抽身”，来谋划公司粮食加工、销售的方向。

“坚持，只为一碗好米！”

别人嫌早稻收益低不愿意种，丁旦一种就是6000多亩。“只要国家有需要，今年我还种早稻”

在高安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黄旭眼里，丁旦是一个情商高的小伙子。“对村民、对员工很温和，对农村很有感情，年轻人这样很难得。”黄旭不住地夸赞道。

石脑镇丁家村党支部书记杨毛生的手机里，存了不少丁旦的工作照，有田里的、有厂里的、有村里的……他打开一张照片对记者说：“看，满身泥土，大热天在田里查病虫害呢。丁旦上进，有孝心，一家人对村民好得很。”

10多年来，王秀萍是村民眼里的“好人”，丁家村的“好媳妇”。平日里，组织爱心商会、企业、志愿者走访慰问贫困单亲母亲、孤残留守儿童、贫困孤寡老人，参与村里修桥修路、文体活动，她都是领头雁。

丁旦接过了王秀萍的“爱心接力棒”。从2018年到2020年，他带领合作社，为石脑镇374户贫困户提供小额金融入股业务，全镇贫困户每年户均获得1000多元分红；托管农户土地近1500亩，降低产业化联合体内成员生产资料成本20%，托管土地平均每亩节省成本90元；提供超过600个田间工作岗位；农忙时，他派出机器帮助劳动能力薄弱的贫困户插秧、收割；农闲时，他邀请专家开设培训班，对贫困户进行种植技术指导，不仅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还提升了贫困户个人综合能力。

“在基地做事一天能赚100块，又能就近照顾儿子。”正在基地采摘辣椒苗的贫困户谢金生感激地说。50多岁的谢金生腿脚残疾，儿子患有白血病，丁旦一家一直帮扶了他10多年。3年前，谢金生终于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儿子的病也好了，2019年还考上了大学。

与种一季中稻相比，种早晚两季稻收益相差不大，却增加了许多人工和管理成本，农民种早稻积极性不高。有一年早稻播种季节，高沙村党支部书记找到丁旦，为难地说：“村里还有400多亩地荒着，村民不愿种，咋办？”

丁旦当场表态说：“我来种，保证5月份地里有禾苗长出来。收完稻子，我再把地还给村民种晚稻。”

2020年，丁旦响应国家扩种早稻保产量的号召，种了6000多亩北京旋耕机配件厂商早稻，在当地种粮户中起北京旋耕机配件厂商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当年，高安市早稻扩种面积达69.9万亩。丁旦说：“我种的不是自家粮，是爱国粮！只要国家有需要，今年我还种早稻。”

“年纪轻轻，你的选择与同龄人如此不同，为什么？”记者不解地问道。

他拿起笔写下四个字：百年企业。

丁旦回乡后，把他的专业、经历、见识，全部倾注到了这棵“稻子”上。他和团队把公司目标定位为一句宣传语——“坚持，只为一碗好米！”

一粒米，大如天。（记者陈春园、顾天成）

【纠错】【责任编辑:徐宙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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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3月25日电（记者任硌、张海磊、尹恒）最近，50岁的高学林异常忙碌。村里有6块撂荒地需要成片整治，用工量较大，他要在每天傍晚把第二天参加劳动的村民和工作地点安排出来，“现在，全村六七十岁、有劳动能力的老人都很积极，有事干还有钱赚！”

朝阳村一景（2022年3月9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尹恒 摄

高学林所在的村是位于四川东北部的南充市南部县万年镇朝阳村。前几年，随着外出打工人数增加，农村劳动力流失，村里越来越多的地撂荒。2019年前后整个南部县撂荒地达9.8万亩，朝阳村就有1000多亩。“荒地里的草都有一人多高，荒得越久整治难度和成本越高。”朝阳村党支部书记樊宗礼说。

“不等不靠、自力更生是这个村最大的特色。”万年镇党委书记何春花说，朝阳村是万年镇最偏远的村，发展机遇较其他村更小，但凭着一股不认命、不服输的劲儿，100余名群众到北京新发地水果批发市场从事水果经销生意。村民们赚到钱后又积极反哺家乡，帮助朝阳村于2000年在全县率先建成通村水泥路。

俯瞰朝阳村（2022年3月9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尹恒 摄

在撂荒地整治上，村党支部和村民们群策群议,想出了“打伙（四川话合伙、结伴）开荒”的主意，走出了“村集体规划、合作社集中耕种、群众入股分红”的模式。樊宗礼介绍，村里充分征求群众意见，将撂荒的土地收归到集体，由村集体统一规划，群众以每户1000元现金入股，作为撂荒地整治的启动资金。合作社进行集中耕种，种植小麦、油菜、黄豆以及蔬菜。粮食收获后以返粮食的方式分红到农户，既破解荒地问题，又实现农民增收。

此外，对于有意向入股但家庭困难的群众，合作社还采取以劳抵股、担保借贷、土地入股等方式，确保全部入股。

正值春耕时节，朝阳村的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村民们有的在开厢播种，有的在施肥覆膜。

朝阳村一景（2022年3月9日摄）。 新华社记者 尹恒 摄

村民高学亚正开着旋耕机在地里穿梭，伴随着机械轰鸣声，一块块田地被翻耕平整。高学亚以前在深圳工作，2015年因为家人生病返乡。撂荒地整治以来，他负责开机器翻地，正常早上八点上班，但是为了赶早把地翻出来不耽误后面的工序，他经常天不亮就出门。

如今，像高学亚一样，村里还有100多人又重新种起了地，大部分是老年人，大家每天还有50元到100元的收入。如果碰上农忙，合作社还会召集村民做饭、送饭，大家在地里一起吃饭。

经过几年的整治，目前朝阳村已经把700多亩荒地变良田。樊宗礼算了一笔账，如果村民要在自家荒地里种玉米，一亩收获800斤玉米，除去开荒、人力等成本勉强能保本。但当把各种资源集中起来后，在大块平整田地上引入机械化作业，种粮就有钱赚了。

2021年，村里整治出来的400亩撂荒地收获3万斤小麦，3万余斤大豆，每户均分到400斤小麦。大豆除去成本后村集体入账1.9万元，村里又用这个钱打造了几十亩土地。

樊宗礼介绍，下一步朝阳村将以乡村振兴为契机，以“支部＋合作社”模式实现集体经济合作社专业化管理、规范化运作，全力推行绿色养种循环和粮油套种、轮作，打造优质粮油蔬菜基地。

南部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敬友贵告诉记者，朝阳村“打伙开荒”整治撂荒地是南部县撂荒地整治复耕的生动案例之一。全县2020年整治复耕了2.7万亩，2021年整治复耕了3.2万亩，2022年计划将剩余撂荒地全部整治复耕。在南部县定水镇，镇党委书记杨磊正在为参与撂荒地整治复耕的种粮大户杨义全现场办公解决问题。他介绍说：“南部县委县政府出台了撂荒地整治复耕的相关扶持政策，目前种粮大户、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很高，藏粮于地已成为干部群众的共识。”（完）

来源：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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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客户端 | 记者 孙颖 通讯员 王安

秋分已过，丰台区长辛店街道赵辛店村的田地里忙活起了秋种。准备播种的是赵辛店村传统的农作物——大蒜。

赵辛店村有着京西“蒜乡”之名。村子东临小清河，南有莽牛河，村内地势平坦，土地潮湿，是历史悠久的蔬菜产区，早年以生产大蒜闻名远近。种植的“紫皮六瓣”大蒜，曾经专门供应北京六必居制作糖蒜。

田地里，农人们用旋耕机将采收后的土地重新耕地，再打垄，用镐锄那么一拉，就挖出一条整齐的小土沟。身边的泡沫箱里装的是颗粒饱满的蒜瓣儿，抓起一把，一颗颗放进小土沟里，覆上土，轻轻踩实……黑黝黝的土地里，就播种下了明年夏天收获的希望。

“今年我们村大约种植大蒜10亩，明年夏天能收获，周边的村民、企业、餐饮单位就能‘包圆儿’!”一位正在播种大蒜的村民告诉记者，如今的赵辛店村，已不再集中种植北京旋耕机配件厂商大蒜，但村民们依旧保留了种蒜的习俗，充分利用秋收后的土地种植过冬大蒜，既是生产生活，也是一种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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