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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一个兵很神奇,不识字、不懂弹道学、不懂带兵打仗、更没有指挥过千军万马,却凭一门精湛到极致的炮击技术,被授予开国少将军衔。
而那些久经沙场建奇勋的开国将军们,对此竟无丝毫异议,说起来也只有赵章成独一份,那么赵章成又有哪些特殊功劳呢?
1935年5月25日,红军来到四川大渡河边安顺场。当时红军刚刚经历湘江血战,兵力由10万人锐减到3万人,损失惨重。大渡河水流湍急易守难攻,红军前有天险后有追兵,且又人困马乏,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
太平天国后期,翼王石达开在大渡河边全军覆没。当时蒋介石步步紧逼决心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红军也只有渡河才能有生存时机。
红一军红一师红一团肩负强渡大渡河任务,可他们只能派两只船运18人渡河。第一只船领队是连长熊尚林,第二只船领队是营长孙继先。
十八勇士冒死渡河,只可惜船到河中央就被打漏,且被敌人重机枪火力压的死死地无法登岸。红一团团长杨得志,急得赶紧命令赵章成火力掩护十八勇士。
赵章成是何许人?杨得志又为何将如此生死攸关的任务交给赵章成呢?
原来赵章成是红一军炮兵营营长。1905年,赵章成出生于河南洛阳,因家境贫寒未上过学。1927年,赵章成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跟着部队认了些字,并接受了炮兵训练。
别看赵章成没啥文化,却对打炮技术一点就通,天生就是做炮兵的料,而且还勤于钻研影响炮击精确度的各种因素,遂很快练就弹无虚发的精湛炮击技术。
虽有记载称1931年4月,赵章成所在26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带领下发动宁都起义,赵章成才藉此加入红军。其实赵章成早在宁都起义之前,就自动加入红军,并凭其炮击技术,成为红三军炮训队队长。后来又续任红九师炮兵连长,红一军炮兵营长。
红军来到大渡河时,手中只剩下一架迫击炮,而且零件还在行军作战途中损坏,炮架没有了,只剩光秃秃一个炮筒。
赵章成无奈只能手持炮筒强行发射。可是全军上下只剩5枚炮弹,要知迫击炮属滑膛炮没有膛线,射击命中率低,只有依靠群发打击面积目标才有威力。指望赵章成利用光杆迫击炮,以及仅有的几发炮弹有所作为难于上青天,而赵章成在红军最需火力支援时刻又将怎么做呢?
只见赵章成伸出右臂比划一番,然后手持炮管徒手射出第一发炮弹,只可惜炮弹落在了敌群后方。杨得志有些着急,可赵章成却气定神闲摆摆手,原来第一发炮弹只是试射,现在已经找到手感心中有根了。
紧接着赵章成射出第二发炮弹,正中敌军一个机枪火力点,第三发炮弹正中敌人碉堡,第四发炮弹落在敌群之中。赵章成一气呵成三发炮弹神助攻,敌阵上鬼哭狼嚎一片混乱,红军十八勇士趁机抢滩成功,并为后续增援部队争取时间,打赢大渡河之战。
也许有人不知赵章成发射前伸出右臂比划啥?其实赵章成每次发射前都习惯右臂前伸,肘部稍微弯曲,手掌五指并拢,拇指略微弯曲掌心向左,时常还会俯身下拜。
曾有人说赵章成保留朴素的农民意识,信佛不愿杀生,遂在开炮前拜佛祈祷亡魂不要找他。赵章成信佛之说一传十十传百,甚至在红军高级将领中成为笑谈。
其实赵章成开炮前并非拜佛,而是为提高射击精准度练就的跳目测距法。赵章成不懂弹道学,不会精密数学计算射程,只能靠日常勤观察两物体间距离、沟壑宽度,练就绝佳的目测感觉。
久而久之,别人需要翻阅射表才能计算的东西,都已深深印在赵章成脑子里,这才创造了翼王悲歌地变身红军胜利场的奇迹。
1939年,日军以铁路、公路等交通线为依托,对华北地区抗日力量发动大规模扫荡,并在华北平原挖沟壕筑碉堡,妄想在华北平原实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
1940年8月,八路军总部为打破日军封锁,决定调集八路军第129师、第120师共105个团,发动为时三个半月以破袭正太铁路为主要任务的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关家垴战斗爆发时,八路军包围了日军冈崎大队。日军为拖延时间等待援军,遂占据一个山头利用十几挺机枪组成密集火力网,居高临下压制八路军。
赵章成带着一门迫击炮与十几个战友,跑到与日军阵地直线距离只有30米的山脚下,竟将迫击炮调至几乎垂直的88.5℃超大射角。如果遇到逆风,稍有不慎就可能炸到自己,可也只有这样才能打到山头的日军。
此时的赵章成独自操作唯一的迫击炮,其余战友只负责为其不间断递送炮弹。只见赵章成以每分钟40~50发速度,超速发射6分钟近240发炮弹,平均1秒半1发炮弹。
当时迫击炮最大射角的世界纪录是85℃,最快射速是每分钟30发。可以说赵章成以两项超世界军事纪录的表现,炸懵了冈崎大队。
日军还不知炮弹从何而来,就已死伤无数,所有轻重机枪皆被炸瘫,以致日军指挥官根据炮火密度判断,八路军有一个迫击炮排亦或迫击炮连进行齐射,却不知只有赵章成一个人与一门迫击炮而已。赵章成助力我军步兵一举夺取阵地,全歼冈崎大队400余人。
赵章成不仅打炮准,还能利用迫击炮本身结构,随心所欲变换出新花样。
日军针对八路军缺乏重炮等重型武器的情况,四处建碉堡,欲构造密集封锁网。百团大战榆辽战斗时,八路军在管头遇到日军碉堡群,鉴于迫击炮本身威力小,对躲在碉堡中的日军一时也无可奈何。
赵章成突发奇想,竟拆开迫击炮弹,倒出部分炸药换上辣椒面。这种特制的辣椒炸弹,虽然威力更小,可其爆炸后辛辣刺鼻的辣椒面在碉堡中弥漫,到处都是红色烟雾。
时常使用毒气弹的日军,竟以为被芥子气袭击,吓得屁滚尿流逃出丝毫无损的碉堡,等待他们的只有被全歼的下场喽。
1942年8月,赵章成又将全世界范围内只能曲射的迫击炮,成功改装成可以平射的迫击炮,藉此加大迫击炮攻击碉堡威力。
原来时任129师师长刘伯承,指示时任129师炮兵主任的赵章成必须设法消除敌人碉堡。可是八路军缺乏重型火炮,赵章成只能利用迫击炮打碉堡。
迫击炮是曲射武器,炮弹沿大的抛物线轨迹落地,其射击精度因受瞄准精度以及气温、气压、风速以及地形各种因素影响比较差。可见赵章成使用射击精度比较差的迫击炮打碉堡也属无奈之举。
赵章成经过研究只有将曲射炮改为平射炮,才能对日军碉堡构成杀伤力,可又如何改造迫击炮呢?
迫击炮发射原理就是其尾部有一个底火,炮弹以自由落体落到底部,炮尾的击针撞击底火,引发炮弹发射。如果迫击炮仰角较低时,炮弹下滑速度降低,其撞击力度就不足以引爆底火,那么炮弹就发射不出去。
赵章成看到状如炮筒通条的擦炮工具洗把杆上有一个圆孔,就用这个圆孔套住炮弹头,使劲向下压以便撞击底火激发炮弹。
实验成功了,炮弹平射出去,可是洗把杆也跟着飞出很远。那么又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洗把杆,既能起到激发炮弹的作用,又能随处可取并有极高的机动性灵活性呢?
赵章成又瞄准了太行山上随处可见的高粱杆。高粱杆对于洗把杆来说最大优点就是随手可取,只要用高粱杆粗端顶住炮弹头部,将其用力推入炮膛就能激发炮弹。而高粱杆的弊端则是必须由技术熟练炮兵操作,不然容易引起炸膛。
赵章成经过多次实验,终于将高粱杆平射迫击炮用于实战中,成为攻击日军碉堡利器。在我军武器弹药匮乏年代,赵章成当之无愧成为我军炮兵第一人。
也许迫击炮对于现代先进武器来说一文不值,可赵章成依靠天赋苦心钻研发明创新,一炮多用,将迫击炮威力由小炮变成大炮,其炮击技术真的达到“人炮合一”境地,为红军强渡大渡河以及抗日反扫荡胜利起到关键性作用。
不过人无完人。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缴获国民党军大量重炮,并组建了大量炮兵部队。这时赵章成凸现文化水平低的短板,不但学习掌握重炮技术速度慢,而且也不知该如何指挥炮兵部队。
由此在大兵团作战的解放战争时期,与其他将帅相较,赵章成未指挥过任何一次小型战役,未立下太大功勋。
但是瑕不掩瑜,建国后赵章成被任命为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授少将军衔。所有炮兵部队高层,无一人对此任命不服,因为赵章成对革命曾经的贡献,堪配这个职务与军衔。
赵章成授衔将军后,最喜欢的依旧是自己的迫击炮,即便年逾花甲仍亲自上阵教导炮兵如何开炮,甚至还在水中演练无依托空手射击。如今全世界也只有中国炮兵会徒手扶炮管绝技。
1969年,赵章成病逝于北京,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第一室。其灵前最醒目的就是两座精巧的迫击炮模型,以此纪念特殊炮神赵章成。
前面很多人都提到了叶帅,说叶帅从未领兵打仗,但却立有大功,所以成了开国元帅。其实这是个误会。
叶帅早年也是粤军名将,在广东革命政府时期曾经率领部队镇压反动商团叛乱,维护了革命大本营的安全。到北伐时,他地位也已经比较高了,并在宁汉分立时期受到第四军张发奎的特殊信任,担任第四军参谋长,并兼任第四军军官教育团团长,为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都立了大功的,都是很重要的领导者。
徐帅回忆录曾说,广州起义时他奉命负责训练一队民兵,原来规定的任务是在起义发动之后占领公安局,起义失败后,局面很混乱,他不知道怎么办,跑回到指挥部去找组织,当时指挥部的领导人员都已撤离,他看到桌子上放了一堆银元,就抓了两把,塞在口袋里,后来找到组织就又上缴了。
徐帅并说,他后来和叶帅聊起这件事,叶帅说,他当时就在指挥部,但是他们在乱了之后就直接撤离了,徐帅还知道抓两把银元带走,他们就什么也没管,就直接撤离走了。叶帅并夸奖徐帅说,你比我们几个聪明。
到红军时期,一直是刘帅担任红军总参谋长,但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因为刘帅反对博古、李德那一套死打硬拼的打法,被调离了一方面军参谋长工作岗位,接替他的就是叶帅,代理红一方面军参谋长。一直到遵义会议毛主席复出之后,才又进行了调整,刘帅重新担任一方面军参谋长,叶帅离任。
抗战开始后,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当时发表的八路军指挥机关的人员就是,第十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参谋长叶帅,副参谋长左权。但红军上前线的时候,叶帅奉命跟随周先后到西安、武汉和重庆去做统战工作,所以始终未到岗,而由副参谋长左权担任参谋长。后来八路军指挥机关改组,前方指挥部彭总为总指挥,左权为参谋长,但整个八路军的参谋长名义上仍然是叶帅。
抗战结束后、解放战争开始前,叶帅为军调小组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要谈判代表,在重庆、北平等地极力奔走、斡旋,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解放战争开始后,解放军发表的指挥机关人员构成中,总司令为朱老总,彭总为副总司令,总参谋长也还是叶帅。当时叶帅仍然在南方局工作,所以并未实际到职,但名义上他始终都是解放军的总参谋长。1947年和谈破裂之后,他返回中央,就确实是在解放军统帅部担任参谋长工作了,是货真价实的。
北平解放后,叶帅奉命担任北平军管会主任,指挥部队保障中央入驻北平的安全,入城仪式等都是他和聂帅负责操办的。四野南下时,他奉命去四野担任副司令员,并且是排名第一的副司令员,参与了解放中南的战役。后来林总奉命入京,也是叶帅接替林总,担任中南军区司令员,并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任。四野的一帮骄兵悍将,叶帅也是镇得住的。
他自从南昌起义之后,就一直地位很高,而且经常奉命做统战工作,这是因为他在国军中本身知名度也很高,所以做统战工作比较方便一些。尤其是长期担任我军统帅部的参谋长工作,所以毛主席称他为叶参座。解放后的事就不多说了,但叶帅才兼文武,旧体诗也是写得很好的,所以并不甘心于只做军队的工作,曾在一些旧体诗中流露过这种意思。
不过,反过来说,如果以独当方面的标准来看的话,在开国元帅这个层级来看,确实也只有叶帅没有这样的经历,其他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经历。但他的资历摆在那里,又多次在重要关头发挥过重要作用,给个元帅是理所应当的事。
政工元帅罗荣桓!!!!
1955年在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元帅军衔时,罗荣桓立即执笔给中央,毛泽东写信,说自己参加革命的时间较短,对革命没有突出的贡献,请求不要授予他元帅军衔。
与其他元帅相比,罗荣桓参加革命的时间的确较短,在十大元帅中也没有很高的资历,甚至连林彪的资历都要高过他一些,但要说“对革命没有突出贡献”,那就有些自谦了。因为罗荣桓不仅是我党、我军优秀的政工干部,而且在军事指挥上更有很深的造诣。借着今天的问答,我们就一起来细述罗荣桓立过的大功。
秋收起义前,毛泽东想将队伍整合起来集中作战。可是师长余洒度对毛泽东的命令置若罔闻,结果导致队伍过于分散。起义发动不久,临时收编的一个团又出现了叛徒。其他意想不到的问题更是接连不断。紧要关头,团长竟然指挥不动士兵。无可奈何的主官只能拿着枪,逼着士兵才勉强集合起几十个人。
军事主官不听领导的,军官又指挥不动士兵。长此以往的发展下去,即使手里有枪杆子,也不可能打胜仗。在之后的三湾改编里,毛泽东宣布整个部队改由前委统一指挥。同时提出在部队建立各级党组织,在班排队伍中成立党小组,把党支部建在连上,团委建在营团上。
通过日常和战士们的交流,毛泽东惊奇地发现,拥有一定数量党员的连队,不但官兵们有干劲,还能有效地监督干部。连队面貌与其他连队相比截然不同。这就是“支部建在连队上”的最初根源。
但是,此刻队伍还处于高密度的行军和作战状态中,三湾改编提出的支部建在连上的提议还没得到具体的实施,真正得到实施和完善,还得从队伍到达井冈山之后说起。在这个特殊时期,作为连党代表的罗荣桓逐渐脱颖而出,成为红军最早,最优秀的党代表之一。他不管到哪个连队,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和战士们打成一片。战士们也都愿意找他,有什么心里话或者对其他同事有意见也愿意和他说。有时候罗荣桓外出开会,离开部队几天,战士们就三五结伴来指挥所询问他要多久才能回来。
做政治工作其实就是做思想工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要比打仗更复杂,更需要方法技巧。罗荣桓能这么深受战士们的喜爱,这与他老实但又不乏“精明”,平时喜欢总结,善于观察是分不开的。
井冈山的主力红军都是从旧军队或工农义勇军整编而来的,因此,极大部分军官还带着旧社会的军阀气息,认为“三句话不如一个巴掌',‘马鞭子下面出好兵”军官打骂士兵,老兵收拾新兵,这类事情常有发生。罗荣桓对这种军阀气息非常的不满,对侮辱体罚更是令行禁止。他常说“响鼓不用重锤”,他的连队绝对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
“靠拳头来解决问题,这是行不通的。”罗荣桓经常这样告诫干部,那士兵该怎么训练和加强管理呢?罗荣桓总结出的经验就是反复说服教育,一遍不行,两遍,甚至三遍,多遍,直到让士兵明白其中道理,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为止。
这种方法做起来虽然麻烦,但罗荣桓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让战士心服口服,战士们才会遵守纪律。
罗荣桓可以说是我党优秀政工干部的典范,他有极大的耐心和良好的脾气,甚至没见过他发脾气。朱德这么好脾气的人,有时候也免不了动怒。但是人们从未见罗荣桓对部下大声训斥。有时候部下犯了错误。他虽然特别的生气。但总能克制住自己的脾气。用道理来教育战士。
罗荣桓为人谦逊,从不露锋芒,而且常年近视,戴着厚厚的眼镜。对他不了解的人都觉得他木讷。毛泽东向来知人善任,但也是在古田会议之后,才发现井冈山竟然有这么优秀的政工干部。
有一天,毛泽东和从上来的工作人员散步,罗荣桓恰好从身边走过,他指着罗荣桓对这名工作人员说:“这个同志是个人才,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得太晚了。”
在红军三大方面军中,第一方面军的政绩尤为醒目,官兵关系,战友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融洽,这间接地影响到了后面所以的武装部队。而罗荣桓就是推动这种良好风气的之一倡导者和参与者。
近现代战士史实践表明,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并不完全取决于武器装备和军事技能,很大程度上,还在于政治力量和技术力量的结合程度。十大元帅之一的刘伯承对此深有感触,在一次报告中他讲道:“国民党的武器精良,军事技术过硬,可他们还是被我们打垮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没有,也不会有像我这样优秀的政工干部和充分的政治工作,政治力量!
虽然罗荣桓本人一再请辞元帅军衔,但中央和毛泽东并未采纳他的请求,在授予他元帅军衔时,他还谦虚地说,授予我元帅军衔,实际上是中央“给与我们政治工作者的崇高荣誉。'
当然,作为十大元帅之一的罗荣桓不仅政治工作做的优秀,军事指挥也得心应手。和其他革命工作者一样,罗荣桓刚参加工作时听到枪声也会发蒙,也会紧张,但是随着战争的深入,罗荣桓逐渐学会了指挥战争,并掌握了其中的规律。
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担任115师政治部主任和师长陈光率领队伍赴山东开辟革命根据地,一日,侦查员回来汇报说,日军马上要到某村了,罗荣桓听后立马说:“你们的情报有误,速再去侦察。”过会,侦查员回来报告,果然哪里没发现敌人。
战士们都很好奇,不知道他们的罗政委是怎么做到的,竟如此神通广大。罗荣桓虽没有外出侦察过。但是他却可以根据下面提供的情报和老百姓的报告进行汇总分析。这使他的脑子里好像有一副活灵活现的敌情图。敌人的一举一动自然逃不过他的眼睛。
但最能体现罗荣桓军事指挥上的造诣,还属他创造的“翻边战术:,在红军反”围剿“时期,毛泽东最常用的战术就是根据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逐一击破蒋军。罗荣桓发现这种战术很难适用于山东的抗日战场,因为这里的抗日根据地非常的狭小,缺乏纵深,为此他发明了一种全新的战法,这就是”翻边战术“。按照此法,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不会部署在根据地腹地,而是部署在靠近敌人一路的根据地边沿,当日寇发动大规模扫荡时,我们不会再像此前“敌进我,诱敌深入”,而得“敌进我进”,因为此刻敌人正集结兵力进行扫荡,后方自然空袭,我们刚好利用此机会,顺着根据地边沿,“翻”到敌人后发发动进攻。
当然,“翻边战术”并非一蹴而产物,而是罗荣桓在山东根据地反复摸索,总结出来的实战经验,直至1942年这一战法才被正式命名。
1942年初,罗荣桓运用“翻边战术”亲自指挥了海岭战役,取得大胜,战役结束时,八路军的前沿观察哨,看到一个蓬头垢面的日军军官从碉堡中走出,一面竖起大拇指,一面叽里呱啦地说着日语以表示自己的钦佩,这名观察员不禁感慨道:“看来,鬼子知道我们翻边战术的厉害了。”
在这之后,“翻边战术'被广泛应用于山东革命根据地,到抗战胜利时,山东已经成为全军最大,实力最雄厚的革命根据地了。向北,可以为我军提供充分的支援。向南,是华中可靠的大后方,是我军可靠的兵源,物资根据地。
毛泽东说:“换了一个罗荣桓,整个山东就被盘活了,山东的局势活了,全国就活了。'在林彪率军挺进东北之前,山东的确是国共双方的关键地区所在。按此说法,罗荣桓就是在关键地区做成了关键事业。而在我军,像罗荣桓这样谦逊的革命工作者很多,像被毛泽东夸赞“为中国革命立下大功”的徐海东大将就曾多次请辞自己的军衔,十大元帅之一的徐向前元帅也曾写信给毛泽东,说革命已然成功了,自己不要这个帅位也可以。正是有这么多优秀的,谦逊的前辈做出的贡献,才有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
叶剑英,广东梅县人,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北伐铁军“第四军”参谋长,曾经被广州革命政府授予中将军衔,在国共两党军中资历非常深厚。1927年入党,1928年赴苏联学习,1931年回到江西中央苏区。
尽管领导过广州起义,实际上自红军时代起,叶帅从未领兵打仗,而是一直担任参谋长的职务,党内称为“叶参座”。历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长(江西时期)、西北军委会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陕北时期)、长征时期前敌指挥部参谋长、第八路军参谋长、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抗日时期),中央军委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建国初期)。
叶帅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老一辈军事家。
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前,时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和“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发觉叶挺和贺龙所部有起义倾向,阴谋以开会为名,试图骗两位将军上庐山扣押以解除兵权,秘密党员叶剑英及时向叶、贺两位将军通报险情,贺龙第20军和叶挺的第11军24师等部队迅速开往南昌,保证了南昌起义的顺利举行;南昌起义爆发后,叶剑英又劝阻了张发奎部队对起义军的追击。
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阴谋分裂红军,又是叶帅及时通报,从而使中革军委脱离险境,单独率领红1和红3军团北上,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
解放以后就不赘述了,居功阙伟。
看到很多人回答叶剑英元帅,本人首先在这里纠正下,叶帅不仅领兵打过仗,而且是独自指挥的。这就是发生在北伐战争时期著名的“叶剑英反蒋事件”。
1927年四月,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同情革命且对蒋介石的杀戮政策极度不满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叶剑英在江西吉安通电讨蒋,随即遭到蒋介石镇压,战败后叶帅投入老同事张发奎部,担任了铁四军参谋长,并秘密入党,随后叶帅通过“九骗张发奎”,成功率军军官教育团发动广州起义,彻底投入我党的怀抱,叶帅在革命白色恐怖笼罩下入党,可谓高风亮节了。
以上可证,说叶帅没打过仗的言论是不成立的,那么我军55年授衔的将军中有没有没指挥过战斗的特殊贡献者呢?大约有一下几位:
开国上将杨至诚,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杨立青原型之一,四野后勤将军,因为身体原因长期从事后勤工作,是我军后勤战线的标兵。
开国上将李克农,我军秘密战线的杰出代表,与钱壮飞、胡底并称龙潭三杰。
开国中将王诤,原为湘军张辉瓒部通讯兵,与我军作战被俘虏后自愿参加红军,是我军无线通讯方面的奠基者。
开国少将龙开富,龙开富自秋收起义就参加革命,为毛主席警卫员,由于身体不好他后期主要担任一些后勤方面的工作,成绩出色,劳苦功高被授予少将。他亦是红色经典电视剧《井冈山》中龙达的原型之一(另一位原型为黄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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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拖集团生产的东方红1600拖拉机通常配套耕幅宽为350cm的350型旋耕机,即东方红东方红1GQN-350旋耕机,该机配套拖拉机功率为160~1800马力,耕幅 350cm,耕深12~16cm,刀片型为ⅠT260左右弯刀,拖拉机动力输出轴转速 540/720 r/min,与拖拉机联接型式为标准三点悬挂,作业速度2~5km/h,刀轴最大回转半径260㎜,东方红125型旋耕机配件纯生产率0.49~1.23 hm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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