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以前崇拜王进喜“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奉

你看啊

碰到图里这类话题，有些人一般是抨击“工人贵族”啦，反对“石油子女优待政策”啦

但碰到今天王进喜这个话题，又变成“就是996”啦，“奉献精神很可笑啦”，“根本就是骗你奉献”啦

其实吧，996要是能让你和你的子女从此包分配不愁生计，让你的生活肉眼可见地不断变好，让你可以预见子孙后代都可以从中受益，你996得比谁都欢

这就是王进喜精神与996的不同之处：为谁而干活？干出来的活算谁的好处？

王进喜那代奉献精神是真的只有那一代人有，后边的再怎么也不是那么回事了。

王进喜天生就是小铁人，他生下来的时候就十斤沉，体格嘎嘎好。这么个小铁人过的是啥日子呢？领着瞎了的爹出去乞讨，给人放牛做工挨打挨骂。

就这么长大的人，当然会对旧社会有刻骨仇恨和对新社会感激涕零。就这两点，足够让任何一个懒汉起早贪黑的干活。

拿雷锋举例子就很清晰，雷锋无私无畏，为什么那么无私无畏呢，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对旧社会的刻骨仇恨和对新社会的感激涕零。

雷锋比王进喜还惨得多，7岁就成了孤儿，父母惨死弟弟饿死。他被地主婆连打带骂天天拿柳条抽，9岁的时候就找到解放军想参军。

现代人是理解不了这种仇恨以及大仇得报的喜悦的，而且那个时候每个人都能切身感受到——我们的付出就是在保卫我们的新生政权。如果我们失败了，过去的日子就回来了。你想想这得有多大的动力，生死算得了什么，更别说苦累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那不光是句口号。

建国以后的几代人，哪怕是矜矜业业勤勤恳恳，也没有这股“劲”了。抗美援朝打赢之后，过去的日子眼看是回不来了。但紧接着问题就又来了，比较大的就是文革和改革开放，这两次社会急剧变革所带来的认识冲击也是天翻地覆的。简单来说吧，过去的积极进取、努力奉献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心灰意冷、明哲保身。

再往后的经济高度发展时期，说句不好听的就是牛鬼蛇神都蹦出来了的时期，几代人都见识到了什么叫笑贫不笑娼。自私自利的主导思想下，人就不再有任何信念了。

人是需要信念的，一个人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活，他就能忍受任何一种生活。相反，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任何生活都会让他感到痛苦。

更不必说996这种工作。一是效率不高，上班常常磨洋工没有成就感。二是产出不公，干活多老板多挣，自己能得到的不过一点。三是毫无希望，你干的多，往往是越干越多干到身体拉跨而不是逆天改命。四是摧残身体，996一般是在大城市，交通可能还要3个小时，这种情况下根本就睡不够，随时可能猝死。

其实12小时工作制在中国是普遍的，但是在60、70这两代人来看，很容易发现哪怕没有那种奉献精神，但也是敬业且任劳任怨的。再往后就打点折扣了，有一个很著名的电影叫做《芳华》，里面塑造了个叫刘峰的角色暗搓搓的想说雷锋是伪君子，可见很多现代人已经完全理解不了雷锋了。要强行理解，就只能理解雷锋“这么做是有目的的”。

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生长环境和成长经历并塑造对应的认知系统。不仅仅是对996斤斤计较，更主要的是信念的问题。就是说，王进喜是为了什么而奋斗、为了什么而奉献。今天的人又是为了什么而劳动、为了什么而忍受。

虽然他47岁去世，三女儿很惨没有活到……【感谢评论区纠错，看糊涂了，不是没有活到成年，是没有活到平均预期寿命】，但其他子女国家是给解决就业，长子还当上了大庆油田副经理的。

【长子王月平参军入伍，报效祖国，退伍后和父亲、弟弟一样，进入大庆油田继续工作，他用另一种方式替父亲继续守护着油田，在这里工作长达五年，后因在工作中表现突出，在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担任副总经理一职。

次子王月甫和父亲接触的机会很少，但他了解父亲的为人，知道父亲的心愿就是为祖国挖出石油，父亲常年在外工作，但他知道父亲是爱他们的，他也十分理解父亲，成年后的他进入大庆当了一名工人。

王进喜的大女儿王樱，成年后也选择留在了油田上工作。

次女王月珍，王进喜的二女儿，家里姊妹众多，在她幼年时，家人常常生病，被病痛折磨，深感病痛的可恶，她一心想学医，为的是能够帮助到那些身患病痛的人们，后来她如愿以偿的成为了一名药剂师。

小女儿王月琴出生的年代只能勉强填饱肚子，每日餐食谈不上营养，因营养跟不上，不幸患了小儿麻痹症，父母忙于工作，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为女儿看病，也没有更多的钱去寻医看病，最终在她38岁时，伴着残疾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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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的程序员里，加班熬夜有28岁左右就得扩张型心肌病然后被开除的，之后要在直呼发帖讨薪讨赔偿金，公司要么说他是自愿加班拿绩效第一，要么不给算加班时长和加班费：

“我为你卖命5年，你却对我赶尽杀绝”，网易暴力裁员绝症员工，如何应对？_主管

（后来据说是在舆论压力下，获得了赔偿但要签署保密协议，不得公布获赔金额，以免别人有样学样……）

还有28岁已经死亡的。

字节跳动IT男心肌梗死又刷屏

这劳动强度比王进喜不低……回报却是开除不管……从最庸俗的经济回报的角度看也不能相提并论。

公知们鼓吹苏联模式下的国企是福利病，从生到死都管起来；那私企是啥，卸磨杀驴病？

（最近看起点有个小说《夜行骇客》，里面的资本家有种超能力叫脑奴聚能，可以把一个雇员的大脑算力吸收过来，帮自己计算问题，增长经验值，提升升级速度，脑奴寿命会缩短到几年……一开始觉得莫名其妙，哪有这样的……后来看了评论区才知道，是在讽刺现实的程序员35岁前过劳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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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模式下农村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确实有个重大问题，没有搞劳动债权确权，不能针对类似红旗渠的基础设施登记冻结一段时间的储蓄型工分，导致是把工分登记为当年的活期工分，变成当年每工分可以兑换的粮食减少了，最终变成了类似铸币税的状态。

然后一改开，红旗渠就被人为炸毁了，不光没有成就感，还觉得炸毁它，让下游缺水，可以帮助自己多存水发电呢。

红旗渠的前世今生 争夺水源竟演恶性炸渠

【1997年春，河北涉县白芟村与河南林县前峪村因“水利施工”发生大规模械斗，几百人贴身混战，有数十人受伤 。1997年6月，河北白芟渠连续4次被炸。

　　1998年5月到12月底，河南、河北两省沿河数个村庄又连续多次发生激烈土炮战，致使许多生产生活设施和水 利工程设施被毁。

　　1999年3月，隔河相对的河北省黄龙口村和河南省古城村，突然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激烈土炮战。受伤村民逾百 人，大量生产生活设施被炸毁，直接经济损失近1000万元之巨。

　　2000年，漳河沿岸两省再度因建水电站发生严重水事纠纷，漳河管理局派驻处室数度协调仍难见成效……】

但是粮票这种东西，真正消失是多种因素叠加所致。譬如以李四光的理论，加苏联进口的地震仪发现大庆、胜利油田（石油是生产化肥、农药的重要原料之一）；

……

呃，纠错一下，也有说大庆胜利油田是根据黄汲清的陆相生油和多期多层生储油理论发现的。那看来和袁农平之前也有人在搞杂交种子一样是多个人都有贡献的。

大庆油田到底是谁发现的？李四光不是第一个_汲清

以及合成氨反应釜所需的榴弹炮炮钢级钢材国产化成功：

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三十万吨合成氨装置投料试车成功--《化肥工业》1980年01期

当然也有四三工程进口了意大利的化肥生产设备用来当仿制样本，然后可以有原料有能力生产化肥，以及农药（搜了下原来也有美国、德国等多个国家的设备）；

四三方案_360百科

再加水利工程修了85600多座，总库容4200亿立方……

【呃，纠错，刚搜了下论文，截止到……那个人去世的1976年，水库统计数量是78473座，总库容是3888亿m3。另外到2008年为止，水库容量才到86353座，总库容是6924亿立方米。看来普通百家号文章还是有夸大。】

全国历年已建成水库数量、库容和有效灌溉面积--《中国防汛抗旱》2009年S1期

截止到1999年，全国开垦荒地5亿亩。可惜搜不到截止到1976年开垦荒地多少……

中国50年累计开垦荒地五亿多亩_国内新闻_新闻中心_新浪网

没有基础生产力的提高，光靠大包干就能取消粮票是不可能的。大包干不能产出水利工程（反而会诱导摧毁……纠错，不过从论文看后来还是有增加，估计和国家派出工程兵部队等集体力量，统筹修理红旗渠，以及建设新水库有关？），化肥工程，农药生产设备，油田和天然气及煤矿（石油、天然气和煤矿是生产化肥及农药原料）以及大量新增开垦荒地（甚至还有大寨那样的梯田）。

前30年存外汇进口大化肥设备，后来却大量进口小汽车搞Leader用车，导致了外汇储备枯竭。大飞机和CPU研发费用也没了。

https://www.guancha.cn/Industry/2013_07_15_158413.shtml

【有数据显示，1982年至1986年共进口轿车17.34万辆，是前32年进口的两倍多（1950年至1981年共进口轿车7.38万辆），其中1985年进口轿车10.6万辆,共花29.5亿美元。】

其实没粮票的印度一样人均粮食占有量不足，和朝鲜状态类似。也没见资本家解决这问题。

印度“饥饿指数”全球垫底 儿童营养状况不如伊拉克

搜了搜新闻，有些年印度饥饿指数居然还能比朝鲜还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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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了，关于评论区有人说的生产队大队长不会比资本家仁慈的说法，其实1960年代那会儿推广的是标兵工分自评众议机制。民做主精神强的生产队的工分评定标准并不是队长说了算，而是大家一起评定的。

简单理解是大家一起评选出每个生产队的标兵，他工作一天可以记10个工分，其他人自己去报相对于他完成了几个工分的任务，再接受集体评议，过低会补，过高会降低。

可惜目前可能也就河北周家庄和西藏嘎措人民公社还有这样的机制了（周家庄那边搞的村办阀门厂则是类似平权股机制的，每年根据愿意劳动的村民报上来的总工时，去计划要生产多少，再去拉对应的订单，那边的劳动是福利性质的，而非强制性质的，那边的人也不愿意出去到富士康打工）……

关于标兵工分，自评众议，可以去看1960年代的人民日报，以下是节选：

【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等劳动管理制度，是在积累了生产、管理经验，特别是在社员的思想觉悟提高的条件下产生的，是政治和管理相结合的办法。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经营路线，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更好地调动社员的集体生产积极性；又简便易行，适合当前大生产的需要。

政治和管理相结合的新制度

标兵工分、自报公议。在大寨现在的劳动管理中，计酬办法究竟是一种啥办法呢？要说名堂，就是“标兵工分、自报公议”。具体作法是，在日常劳动中，记工员只记每个社员的工别和出勤天，分早上、上午、下午，谁做了啥活，到月底评比总结。方法是先看看这一段数那些社员劳动态度最好，出勤最多，干的活质量最高，就评他们为“标兵”，然后规定出标兵一天应得工分。有了标兵人和标兵分，就等于有了标尺，其余的人按照自己的体力强弱、技术高低、劳动态度，自报自己一天应得的工分。社员自报以后，让大家评议。大家对自报的工分没有意见，按自报记工。个别人自报的不合适，高啦低啦，由大家评议修正。

开初我们是隔一两天评一次，后来改成十天、半个月、一个月一次。我们体会，时间过短了不好。因为时间短了，会增加好多麻烦，同时要衡量每个社员的劳动态度，在一两天内是不容易看出来的。经过一段时间，也能和各段农活安排基本上结合起来。

为啥要评选标兵？因为有了标兵，不只在评工当中大家有了衡量自己的标尺，就是在平素劳动中也有了样板，对标兵来说也是一个鼓舞。这样，相互之间还可以取长补短，开展竞赛，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和管理相结合的办法。所以确定标兵，比按底分去评的办法，好处多。

为啥不以底分作基础呢？因为以底分作基础，最容易给社员套上框框，会限制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个别不自觉的社员，还会钻底分的空子，不好好劳动。有些劳动好的社员，本来可以多挣分，因为底分的限制，他会少报，评的人也因底分作怪作出不切实际的决定。我们现在不以底分作依据。现在社员也有底分，是作为评摊义务工、评摊非生产用工的依据。按底分摊义务工，使劳动力强的多摊一点，劳动力弱的少摊一点，是合理的。

为啥自报公议呢？自报公议，本身是一项很重要的政治工作。自报公议，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检查，自我教育，开展两种思想和两条道路斗争的过程，也是思想革命化的过程。实行自报的好处，还能提高社员的自尊心，步步养成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同时，也是自己对自己的鞭策。从公议来说，更是有表扬有批评，本身就是一场大评比，这样就把管理制度和突出政治结合起来了。实行定额不能解决的问题也解决啦。

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好处。按照我们几年来的体会，这个办法，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经营路线，体现了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政策，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又简便易行，适合当前大生产的需要；也能发扬共产主义的积极因素。好处我看能摆出这样几条：

第一、摆脱了烦琐的定额制度，腾出了更多时间。广大社员因为取消了每天晚上评工记分，可以腾出时间来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文化、学习技术。取消了定额，广大干部更轻松，如同摘了一顶愁帽。过去天天评工记分和经常修订定额，误工很多，往往不是白天参加不了劳动，便是晚上十二点多了还没有睡觉，有时把脑袋弄得晕头转向。现在，一两个月评一次工分，只花几十分钟时间就完事，节省了时间，就更有条件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和考虑其它问题。干部社员都很满意，他们说现在的方法是：“评工争标兵，简便不烦人，按劳记工分，报酬又公平。”

第二、报酬不悬殊，更好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过去按包工记分，有的一天挣几分，有的一天挣几十分，高低差别很大。现在，不同劳力和不同技术，所得的报酬是有差别的，但是这个差别不大。

拿去年来说，以各类劳动力的情况看，有技术的强劳力平均每天得十一分，中常劳力九点五分，半劳力七分，辅助劳力五分，最高和最低比较相差一点二倍。再拿畜牧业和副业人员说，工种不同，技术高低的要求和辛苦程度不一样，报酬不一样，可是差别并不大。象铁匠、石匠，技术要求高，劳动量又大，所以比同等劳力的工分高百分之十九；饲养员（包括繁殖）高百分之十五；木匠高百分之十一；做粉条、放羊的只高百分之十。这样就避免了高工分的出现，有利于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能更好地调动全体社员的集体生产积极性。

第三、逐步改变人们的自私心理，逐步树立共产主义思想。首先，克服了抢争工分的现象，注意了农活质量。在没有执行这种办法以前，人们总是争工分，吵工分。实行了这种办法以后，因为取消了定额的限制，社员们不怕完不成定额受罚了，也不怕有些取巧社员钻定额的空子来多挣工分了。大家想的和议论的是：怎样学习提高农业技术，怎样保证农活质量，争的是当“标兵人”、作“标兵活”，大家希望的是政治荣誉，而不是个人利益。我们粗粗地计算了一下，近二年来，全大队有八十多人，做活质量好，当过标兵和五好社员，占到劳力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多。在农业行里能当全把式的社员有三十多人，比一九六二年以前增加百分之五十多。其次，自报的时候是按照所做农活的数量多少，质量高低，合理地来确定自己应报工分多少，所以每个人不得不考虑自己应该有一个什么态度。

如果自私自利，光考虑个人利益，多报了工分，让大家听了以后，会说自己自私落后，所以他总要进行一番思想斗争，都要和前后左右的社员比一比。通过这场评比，实际上是对每个社员的一次鉴定。再次，在评比的时候，不光是评某一个人做活多少，质量好坏，技术高低，最根本的是评了思想，评他的劳动态度。如果思想不过硬，就要帮助他，找根源，认危害，检查原因。这样就既教育了有缺点的社员本人，也教育了大家，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广大社员的政治思想觉悟。

第四、干部不包办代替了，更充分发扬了民主。过去是社员劳动，干部验收；社员劳动，干部记工；社员犯错误，干部批评。结果是干部出力不讨好，发挥不了大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了“干部是管人的，社员是人管的”这种坏现象。好多事情，因为没有认真执行民主办社、民主管理的原则，干部跑断腿，磨破嘴，完不成任务。有些社员还说风凉话，放冷枪。实行这种办法以后，工分多少，检查验收、社员劳动好坏等等，一切由群众自己讨论，自己处理。这样，说话的人多啦，管事的人多啦，能看得见，听得到，比靠少数干部管得更好。也克服了干部的包办代替，发挥了大家的智慧，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了。同时把干部也放在了社员的监督下，干部和社员一样劳动，一样记工，一样受奖受惩，可以使干部永不变质。

第五、检查验收也省事了。实行现在的计酬办法，是不是还要进行检查验收？这道工序我们现在还用，不过比以往省事多啦！心里也觉得踏实。过去，实行的是事后检查验收的办法，主要是靠干部。这种办法弊病很多。首先，发现农活达不到质量的时候，已经错过操作节令，成了马后炮。其次，单凭干部检查，作不到逐垄逐苗普遍检查。大寨的土地分散，沟沟洼洼，圪梁坡，那里也是地，跑上半天，明活看清了，暗活只能看个大概，出力不小，效果不大。有时，有些一向劳动好的社员，偶然有一垄活没做好，检查出来了；可是有些一向劳动不好的社员干的孬活，却没有被发现。再次，干部误工多，妨碍参加生产劳动。往往一到检查的时候，干部东坡上去，西坡下来，受了累，误了工，社员还不满意，说是干部挣了“游荡工分”。

随着计酬形式的改变，和党支部对广大社员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加强，现在的检查验收真正是贯彻了群众路线，人人检查，时时检查，对不合质量的农活，作到了及时发现和及时纠正。比如社员贾成运有一次去锄苗，他想下午锄得快点，第二天就省得来了，可是锄过后他又感到质量不算好，第二天起早又去自动加了工。有一次赵素小在锄苗中锄得快，质量差。贾来恒发现后，就随时对他指导。在地头休息的时候，还向大家讲了提高农活质量的重要性，并组织大家开展了讨论。时间长了，绝大部分同志都养成了习惯，做到了眼勤、耳勤、脑勤、手勤、腿勤、嘴勤。现在的检查验收，主要是干部在劳动中进行指导，社员在劳动中互相监督。干部专为检查耽误的工没有了，农活质量比过去提高了。只要干部能提出要求，大家就可以按要求办事。

新办法是逐步在老办法上发展出来的

它是随着我们大队生产的逐步发展，随着广大社员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本着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原则，在老办法上改进出来的。十多年来，我们大约经过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死分活评。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大寨的计酬办法是简单的“死分活评”。那时每天干完活以后，就根据每个人的底分和当天的工作量，在地头评工。因为大家的思想水平还不高，加上方法不够好，天天太阳还有一竿高就评开工了。评的分多了没话说，评的分少了乱嚷嚷，常常是左评右评也评不下来。结果，还是队长说，记工员记。他们形容这种评工办法是：“干部图省心，社员怕惹人，评工不吭声，最后记底分。”

因为按底分记工，在当时有两个矛盾不好解决。一个是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大家的劳动积极性，特别是有些尖滑社员，能多干也不多干，说什么“干多干少一样分，谁也不是十傻十呆”。再一个是队长不好派工，一遇脏活、重活，老实人好说，尖滑人总是挑三拣四，弄得干部实在没办法。

当时为什么民主评工评不好呢？为这事干部们寻找过不少原因，找来找去，最根本的一条还是思想问题。办社时间不长，人们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还是一条生道道，有些富裕中农还思思谋谋想往单干发财的老路上爬。在这种思想支配下，自然就对集体经济采取了自由主义和不负责任的态度。评工也就不能尽情合理了。

第二阶段，实行定额管理，按件记工。一九五六年成立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大寨学习了武乡县窑上沟大队“农活定额”的经验。这就是把所有农活按照活轻活重、技术高低、责任大小、操作难易，分类排队，实行“分级定额，按件计酬”的办法。这种办法，在当时倒很能调动社员的集体生产积极性，干多少活，记多少分，有一大部分农活也用不着再为评工记分争吵了。实行了这个办法，社员的劳动积极性高了，有些农活也好派工了，对集体生产起了推动作用。可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

首先，是农业活计复杂，项目多。象大寨这样的土地，一亩几十块，坡坡洼洼一块一个样，作起定额来真麻烦。就拿耕地说吧，这是农业行里很普通的一项农活，可是搞起定额来就有十个不一样。你看，作物茬口不一样；地块大小不一样；地远地近不一样；工具好劣不一样；牲畜好坏不一样；土质松紧不一样；要求深浅不一样；春夏秋冬不一样；深耕翻耙不一样；条件一变又不一样。

正是这种差别，搞一次定额，要花费好多时间，费很大力气，定出来一遇天气变化，或者其它自然条件的影响，定额还得修改。为了这些，干部们误工很多，往往不是参加不了劳动，就是半夜多了还没睡觉。

还有一个问题是不能保证农活质量。在制订定额的时候，虽然也规定了农活的质量标准，可是因为定额的限制，有的怕完不成定额受惩，积极赶工，忽视了质量。有少数社员为了多挣分，就只图快，不顾质量。靠检查验收吧，一来土地分散，做活分散，没有这样多的时间；二来有些农活也没法检查。结果有的社员顾了质量，进度慢一点，倒少得了工分；个别尖滑社员只求数量，不顾质量倒多挣了工分。最后还是老实人吃亏，尖滑人沾光。

我们还体会到，用这种办法，会助长人们的斤斤计较。有的人早上出勤问工分，到了地里吵工分，晚上回来争工分，好象没有工分就没有命。在地里劳动是包到那里干到那里，和尚打家伙各顾各，锄地不剜边墙草，刨边不管拣石头。你问他为啥看着石头不搬出去？他说：这块石头没有号上工分。这种情况当然不是普遍的，但个别人往往影响到整个工作。所以定额管理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缺点，象大寨这样的地方，社员们就感到难制订，难调整，难验收，难执行。

第三阶段，分项计酬。上述办法实行了三、四年，只田间农活搞了一百三四十种劳动定额。老问题还没有解决好，新问题又出现了。社员们越来越多地议论说：这种办法不行。一九六○年大队党支部和管理委员会，为了解决上面说的矛盾，便和群众商量，对以上办法进行了修改，实行了“农活分项计酬”。这种办法是对不同农活，采取了不同计酬办法。对于明活，就是数量、质量容易计算和容易检查验收的农活，象担粪、锄草、担庄稼等，仍然按照劳动定额，实行按件计酬；对于土地基本建设和一般农活，一律采取了评定标兵、自报公议的记分办法。具体作法也就是现在这个办法。因为初实行这种办法，缺乏经验，也出现过些问题。有的社员怕别人说自己自私，就少报工分，也有个别人故意多报工分。不过经过党员、团员和贫下中农的各方面工作，一般还是可以作到公平合理的。

第四阶段，标兵工分、自报公议。一九六三年夏天一场水灾，房子塌了，地冲了，田里的庄稼冲的冲，淤的淤，歪的歪。这时候那里也需要人，那里也需要工。看到这种情况，社员们迫切要求向灾害斗争，再也等不得有什么定额，要什么工分了。白天干，黑夜干，男女老少一齐出动，能干啥就干啥，挨着干啥就干啥。有时一个人作两个人、三个人的活。有时一个人一天做四、五种农活。干过一段后，应当怎样记分？把干部难住了，怎么办？最后决定让社员讨论，听听大家的意见，究竟怎样合适。

在讨论中，广大社员说：“评工记分也好，按件记分也好，都是为了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把生产搞好。要是光为多挣工分，谁也会，可是不顾农活质量，生产怎么能搞好？怎么能保证农活质量？”看来单纯依靠检查是不行的，要紧的是依靠群众自觉，用社员的话来说，就是“定额先定心”。一些复员军人也对党支部说：部队上打仗，并没有规定打死几个敌人给多少报酬，可是大家也拼命地往前冲呀！冲！只要人人自觉起来，要不要定额都可以把农活做好。

从这里，大队党支部和管理委员会认识到，关键问题在于提高社员的思想觉悟，社员的思想觉悟不高，多严格的制度也难免出漏洞。我们就开始琢磨在劳动管理上既能按劳分配又不烦琐的制度。决定把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加强对社员的思想教育。这样，党支部就反复向社员讲清农活质量和产量的关系；产量和工分值以及社员个人收入的关系，使社员们普遍提高了思想觉悟，认识到要想增加个人收入，必须提高产量，要想提高产量，必须认真劳动，保证农活质量。在这个基础上，又进一步和社员共同总结了原来的计酬办法，从好坏对比中，决定实行“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办法。

不订基本劳动日，只订出勤天

基本投工制——就是原来的基本劳动日制度，是劳动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每个社员都确定了投工的数量，就能做到集体、个人心中有数，能有计划的发展生产。和全国许多兄弟单位一样，大寨从高级社时期起就执行了这一制度。但是，从一九六三年起，我们改为不订基本劳动日，只订出勤天了。

起初我们执行基本劳动日制度，最大好处是能促进社员多投工，可以把投工和完成定额结合起来。所以对加强集体生产责任制起了推动作用。但是这种办法，我们逐渐感觉它有四个方面的缺点：一是在评的时候不好掌握，因为每个社员的体力、年龄、技术等等，都是千差万别的，任凭你挂钩呀，排队呀，都很难掌握得公平合理。二是基本劳动日完成的多少，和定额包工、干部派活有很大关系。同等劳力，同样劳动态度，干的农活不同，得到的报酬也不同，完成基本劳动日也就有了差别。有时同等劳力，同样劳动态度，做同样农活，山区的土地复杂，包工免不了一眼高一眼低，得到的劳动日也不一样。

这样，有些社员想做工分高的农活，想做有包工的农活，给派工增加了好多麻烦。三是有些社员为了不受罚，赶工分，超额完成基本劳动日，有时就不顾农活质量。让他返工吧，时间来不及；不返工吧，计划落了空；扣他工分吧，他给你来个“羊群没了羊群找”，有时干部也看不到。四是奖惩时不好办，有些老实社员，顾了农活质量，少挣了工分，没完成基本劳动日，最后得受罚；有少数取巧的社员，干的活质量不很好，多挣了工分，超过了基本劳动日，最后还能受奖。因为这事常常发生争吵，后来就实行“双定”，既订出勤天，又订基本劳动日，可是这也“卡”不住，反而更麻烦了。

怎么好？干部们在研究中，不少人这样说：“干脆订出勤天算了。订上出勤天，能保证出勤，挣工分多少，要按他的劳动态度去评，又简单，又利索。”大家思想一致了，就由订基本劳动日，改为订出勤天。这就是，不管你劳力强弱，只要有劳动能力，都要订出勤天。至于谁订多少合适，这比订基本劳动日就好办多了。除个别妇女有家庭牵扯，要按情况照顾外，其余的人只要除了必要的假期就能订出来。

出勤天订好以后，按期进行检查、评比，同评工分一样进行。出勤多的适当给以表扬和奖励，无故缺勤的要分别情况对待，该批评的批评，该处分的处分。如果因为头疼脑热，特殊事假，那一个社员也不可避免，类似这种情况就不能过分计较。

在刚实行这种办法的时候，有些人提出定工是不是可以分出忙闲？是不是和基本口粮、交纳公共积累结合？经过考虑，大家认为用不着，反正忙月、闲月，没有特别的事情每天都要劳动。冬天是农闲，农田基本建设任务更大。至于完不成出勤就要扣口粮，或者重奖重罚，更不是好办法。

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越冷越打颤，越热越出汗。”最后还是自己作下自己吃。这在前几年已经有了教训，所以我们没这样作。

订出勤天有点什么好处呢？我们认为首先是比基本劳动日简便易行，可以大大减少过去订基本劳动日的麻烦，节省了时间，少了人和人的争吵。第二，出勤天因为和定额摘脱了钩，就容易作到公平合理。第三，保证了农活质量。第四是奖惩更加合理。

劳动组织要跟上生产需要

要跟上生产需要，劳动组织也得不断吸取经验，逐步改进。一九五三年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刚建立的时候，我们是两个生产队。为了便于组织生产，每个队分成三个作业组。当时，组长和组员都是固定的。有了固定的作业组，生产队长安排好农活，就由作业组长领着组员去干。这个办法，责任明确，包工方便。可是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强，活计复杂，作业组固定了，劳力配备就不灵活。有时遇到些特殊情况本来需要抽调劳力，可是抽调不出来，不是组长不同意抽，便是遇到重活社员不愿意干。

还因为受固定作业组的限制，不能合理使用劳力，有时强劳力干弱劳力的活，有时弱劳力干强劳力的活；有时技术高的干粗活，技术差的干细活；有时两个人就能完成的任务，可是去了三、四个人。这样就不能人尽其才，有时窝工浪费很严重。这种矛盾一九五五年以前经常发生。有一次天下了雨，要抽调劳力打地埂，可是各组正在锄地，组里不想把强劳力抽出来，结果打地埂没有完成任务。又有一次，队里要人锄草，只需五个人就行了，可是作业组的十几个人全去了，结果磨蹭了一天。社员们说：“出工一条龙，做活一窝蜂，浪费劳力真心疼。”

成立高级合作社以后，大队向生产队实行了“三包一奖”、“四固定”，作业组的形式也跟着进行了调整，实行了定额包工，建立了临时作业组。作业组长固定，组员可以按农活需要临时抽调。社员叫这种办法是：“定将不定兵，人随农活走”。这样劳力服从农活，需要什么人抽什么人，要多少，抽多少，窝工浪费和调配不灵的矛盾解决了。但是又出了新的问题。一是干活的人多，关心生产的人少。一个生产队除了三、四个作业组长，绝大多数社员叫干啥，就干啥，你说砂锅能捣蒜，他就说是捣不烂。二是包工比原来麻烦了，包工定额天天搞，还赶不上做工用。

一九六○年以后，根据几年来的经验，除了对畜牧、副业采取常年固定、专人负责的办法外，对大量的田间农活，本着劳力服从农活的原则，对以上两种形式又重新作了修正。实行了“活兵、活将”，我们把这种作业组叫“三不固定，一服从”，就是作业组长不固定；作业组的成员不固定，作业组的劳力多少不固定，一切服从农活需要，需要组织几个组就组织几个组，组长由队长按农活要求临时确定思想好、干劲大、技术高的人担任。

采取临时作业组作为劳动组织的主要形式以后，过去存在的问题解决了。首先，生产队安排农活可以因人制宜，根据需要多少人，有多少人，谁适合干什么活，就派谁干什么活，发挥了每个社员的专长，作到了各尽所能，人尽其材，提高了劳动效率，按质按量完成了各项任务。

其次，领导统一，指挥灵活，适合了赶临时重要任务的需要。生产队可以根据农事季节、天时气候的变化临时组织劳力突击主要农活，做到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既不耽误生产，又不会造成窝工浪费。第三个好处就是在劳动生产中培养了干部，管事人增加了。我们叫这作法是“长干部，短干部，天天培养新干部”。因为作业组长是不固定的，大家都有机会当组长，这就培养了许多能当组长的干部。社员把这种干部叫“短干部”。

几年来，通过这种办法，社员轮流当过“短干部”的有三十多人。这些人经过“长干部”（大队、生产队的主要干部）的帮助，在实际中锻炼，逐步学会了领导生产的本领，不少人成了队长和主要干部的得力助手。

全大队“短干部”加上“长干部”共有五十多人，占到全劳力的百分之三十以上。由于骨干力量的不断增长，就形成了一个人人参加管理，个个指挥生产的新局面。

有些人一谈到节约和浪费，往往光想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其实劳动力的浪费，常常是一笔最大的浪费。倒过来说，在使用劳动力的时候，也大有潜力可挖。一九六四年在任务重大、劳力不足的情况下，能够完满完成任务，我们认为，改进了劳动组织，是一个重要保证。

把农活的安排放到群众讨论的基础上

因地制宜，合理安排，是劳动管理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做好这步工作，才能保证计划落实，充分挖掘劳力潜力，发挥劳动效益，完满完成各项任务。不然，就会心中无底，茫无头绪。怎样做好这一工作呢？我们的做法是：首先按照全年计划要求，每月进行一次农活排队，看看这段有那些农活，那些是当前的中心，那些需要围绕中心分类排队，确定先干啥，后干啥，然后对中心农活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保证按计划完成任务。

其次，对劳力使用也要排队，技术劳力、强劳力、半劳力、辅助劳力，都要按照每段任务的轻重缓急，合理安排。能用半劳力完成的农活，不用全劳力，能用一个人完成的任务，绝不用两个人。还在使用劳力上，采取了统筹兼顾、合理安排、保证重点的办法。任务、时间、劳力发生矛盾的时候，作业组统一由队里指挥，统一调配，首先保证重点农活。同时注意挖掘潜力，尽量作到使各项任务都实现计划的要求。

在安排农活、安排劳力的同时，要认真交代质量标准，严格要求技术过硬。比如下种的远近、宽窄、深浅、施肥多少，什么时间完成，都要严格要求，不准变动。干部跟班劳动，及时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进行指导。

为集中安排好每段农活，真正让社员自觉遵守，必须坚持充分发扬民主的原则。在安排每段农活中都要把任务、时间、质量要求等交给社员讨论，让大家发表意见，提合理化建议，然后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进行分析。属于思想问题，要靠思想工作解决，属于实际问题，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最后问题解决了，大家满意了，就按大家规定的原则办事。这样把计划安排放到了群众讨论的基础上来。

由于采取了以上办法，干部社员心中有底，全年计划和小段安排紧密结合起来了，各项任务都可以按计划完满实现。

回答几个问题

现在这个简单办法是从复杂的办法中发展起来的，是在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基础上产生的，是在生产逐步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

开始执行新的计酬办法，遇到些什么问题呢？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是有过的。有些说好，有些说不好。说不好的理由是：怕大家不发言，评不开，吃了“和子饭”，怕弄不公道，调动不起社员的劲头来，等等。

究竟干劲高了还是低了？事实证明：实行这种办法后，出勤的社员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劳动效率不是低了，而是高了。全大队男女全半劳力和辅助劳力，能出勤的没有一个不出勤，能做重活的做重活，不能做重活的做轻活，需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推脱的，也很少有不负责任的。所以投工一年比一年多。我们翻了一下投工账，一九六二年，也就是实行这种办法的前一年，男女全半劳力全年每人平均实做劳动日二百五十个，一九六三年平均二百六十个，一九六四年平均二百八十个。投工多了，效率怎样呢？效率没降低。往赵背峪沟地送肥，在一九六二年以前一天担十一回，现在能担十四回。上坡下湾一天能往返七八十里路，还要担一百多斤的东西，要是没有一股热情能行吗？再说深刨玉茭，过去是五寸深，现在是八寸深。就是这样深，一个强劳力一天能刨半亩多，这能说社员不好好干吗？我这样说，不是说我们的成绩很大，我们的成绩还很不够，缺点还很多，各方面都需要向全国各兄弟队学习，我是想说明社员的干劲比过去提高了。

究竟评得开评不开呢？最初也确实有个别人打不开情面，有时不好意思把问题直截了当地摆在桌面上。可是绝大部分社员，随着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批评和自我批评还是能展得开。他们不只在会上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可贵的是在相互之间，谁发现了谁有什么不足的地方，能够立即提出来让他注意。有一次，女社员贾存锁往家里担山药蛋，一不小心把刚泥的石灰墙撞了铜钱大一片。她的同伴赵素兰见了马上就批评她，让她注意，不要顾东不管西。贾存锁说：“我记下了，今后一定注意。”这本来是一件小事，贾存锁也接受批评了，但是赵素兰还给贾存锁讲了一番道理。她说：“撞了一点泥皮是小事。不过要重泥就得误时间，我们必须时刻把心操在集体上。”象这样的例子很多。

这种办法太简单吗？我说，比原来的定额计件办法是又简单，又不简单。理由四个：一是这个简单办法是从复杂的办法中发展起来的。由简单到复杂，再由复杂到简单，这是一个过程。比如在土改时期打倒地主、富农，把土地分给了农民；合作化时期，又把土地集中起来统一经营。

有些人说：“为啥当时不把土地集中起来统一经营呢？”我说，因为当时条件不成熟。以后，农民认定了集体化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经道路，所以就积极要求了。我们现在能实行这种办法也是这个道理。大家的要求是从好坏对比中产生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办法简单，但是来之不易。二是这个简单办法是在进行了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基础上产生的。

思想工作赶上去，许多复杂的办法就可以简化。不然就要妨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就要限制大家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提高。三是这个办法是在生产逐步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这种办法就比较不好执行。四是衡量一种办法的好坏，应该看作用大小，是不是能促进生产发展。不能认为简单的办法就是好办法，那成了取消主义了，我是不赞成的；可是烦琐哲学，我也不拥护。有人说制度越细越好，我看不一定，如果细成麻团那样找不到头绪，也就等于取消了制度。这制度灵，那制度灵，离开政治挂帅什么制度也不灵。

实行这种办法和过去的评工记分一样吗？有人说：这种办法实际上是过去的死分活评。我说不一样，它包括了过去民主评议的优点，可是又有好多方面的不一样。第一，过去的死分活评是以底分作基础的，正是这个原因，所以评来评去突不开老底分。我们现在的办法根本不拿底分作依据。这就可以避免套上框框限制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还可以充分发扬民主。

第二，评比是按劳动态度、技术高低、劳力强弱和在这段农活中每个社员的辛苦程度四个条件进行的，实际上是吸取了定额管理中的一些长处，在死分活评阶段是没有做到这样的。第三，实行自报的好处能提高社员的思想觉悟，逐步养成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同时也是自己对自己的鞭策。这在民主评工和定额阶段是没有的。第四，树立标兵，不只在评工中使大家有了衡量自己的标尺，在平素劳动中也有了样板。

这样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开展竞赛。有些地方，推行大寨的办法，把标兵树成死的，我说还是活的好。活的不孤立，争的人也有劲头，也能切合实际。第五，过去的评和现在的评也有区别。过去的评，总是在工分上打圈子，不是不吭声，便是乱弹琴。现在的评主要是评思想，他报的不合理，大家就要先端正他的态度，让他认识了缺点，然后再说他的报酬。经过一次评，对他的思想觉悟确实是一次提高。我说现在的办法和过去不一样，理由就在这五方面。

取消了定额妨碍计划吗？有人问我：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取消了劳动定额，订计划拿什么做依据？我认为，取消了定额并不等于没有计划。定额的作用，要按我们的体会，它只能是在通常情况下，起一个衡量社员计酬多少的标准的作用，也就是说完成多少定额计多少报酬。就这点作用来说，也只是对于一些明活和计酬方便的农活有作用。至于它同计划生产的关系，可以说没有多大牵扯。因为不搞定额，有生产计划，投工计划，短期安排。搞定额，这些方面也不能缺少一点。我说，搞定额，搞得不好，还会限制计划经济。我看：计划生产也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按定额计划，先算有多少劳力，一年多少天，按定额能完成多少任务，然后才得出全年生产指标。另一种是按国家、集体、社员要求，需要完成那些工程，实现那些指标，同时，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包括有那些潜力，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订出计划指标。以上两种办法，我们认为前一种是消极的，后一种是积极的。我们这几年社员投工多，任务能多完成，是和采用后一种办法有很大关系的。

没有定额，会不会使集体经济形成自流状态，滑向另一方面？我说，肯定不会。从大的方面说，有党的坚强领导，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从具体的方面来说，有投工计划，有短期农活安排，有日常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定期的社员民主生活会，所以，不会走在斜路上。是斜是正的决定因素不是定额，是党的工作。MZD思想挂帅最重要。

制度、办法都是人制定出来的，要靠人来执行。人是有思想的，有思想就得做思想工作。因此，千条万条，突出政治第一条；这重要那重要，MZD思想挂帅最重要。

我在上面谈到我们大队在劳动管理方面作了一些改进，也收到一些效果。这是不是说，有了这些管理办法，政治思想工作就不重要了呢？不对！制度、办法都是人制定出来的，也要靠人来执行。人和物不一样，人是有思想的，有思想就得做思想工作，如果思想提不高，再好的制度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这就是说：千条万条，突出政治第一条；这重要那重要，MZD思想挂帅最重要。人们不是好说：“跟上好人学好人，跟上巫婆学跳神”吗？这句话说明，人们不只有思想，而且你把他引向那里，他就会往那里去。我们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所以一定要坚持政治挂帅，要坚持MZD思想挂帅。

就说我们大队所以能够改掉一些旧的办法，使用一些新的办法，根本原因，也是由于我们过去在突出政治方面抓了几件事。首先，从互助合作以来，从党内到党外，一直坚持使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武器，活做思想工作。这些东西对干部增长了本事，对社员提高了认识，为这步工作打下了基础。其次，我们始终掌握了三样东西：一是平素不断对广大社员进行思想教育，让社员明确认识劳动工分和工分值的关系，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使社员提高认识，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自觉地维护整体利益。二是骨干以身作则，事事起带头作用。这些骨干就是党员、团员、贫下中农。这一大部分人，因为有较高的思想觉悟，所以他们事事从集体利益出发，在报分当中，谁多报他们也不让，谁少报他们也不让。三是树标兵作榜样。这些被评出来的标兵，为评工记分树立了活的标尺，谁报的不合理，一比就把他们比住了。同时这些人，在劳动中对个别社员还进行了大量帮助，既帮思想，又帮技术。

再说，我们所以要不断改进劳动管理，始终也是从政治上着眼。同样的社员群众，由于办法不对头，搞一些烦琐的定额制度，天天争论该给谁多评一分，该给谁扣除一分，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将人们的眼光引向小圈子里去。越是这样办，社员越计较，干部也就越相信死的制度，满脑子都是章程、规定，看不见或者不相信活的人。相反，相信政治工作的作用，相信人的觉悟，把制度、办法搞得简单一些，也更合理一些，社员的眼光就不同了，不管是看别人还是看自己，都会首先想到日常的（不是一时一地的）思想怎样，劳动态度怎样，想到对集体的利害关系怎样。就是为了多得报酬才想到这些，这和过去那种斤斤计较工分的思想水平也有很大不同了。

象我们现在实行的这些办法，说它是制度、办法吧，我说是，又不完全是。它有一套计酬的办法，但是当中也包含了不少的政治思想工作。不提高社员的觉悟，不是大家起来做思想工作，这个办法就不灵。

当然，光是改进了劳动管理，使用新的计酬办法，还不能算是突出了政治。突出政治究竟抓些啥内容呢？我们大队党支部现在的认识是：主要是用MZD思想武装干部、社员的头脑，调动人的积极因素，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体来说，一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二是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把党的政策落实到群众中，变成社员群众的实际行动。三是加强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阶级觉悟。四是加强形势和时事教育，培养广大社员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树立胸怀祖国、眼看全球的革命精神。五是不断进行好人好事的宣传教育，开展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帮后进运动，逐步实现后进变先进、先进更先进的目的。

干部思想革命化，是突出政治的关键。我们坚持了“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的原则，在党内坚持了党课制度，严格了党内的组织生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建立了经常联系群众、人人做思想工作的制度。通过这些措施，一方面提高了干部，有了做好工作的资本。另一方面，每个党员干部，以身作则，事事起模范带头作用，给群众树立了好的样板。

总体来说，对于政治思想工作，经常做，时时做，事事做，人人做，就会不断提高干部和社员的思想觉悟，长期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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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分制，有可能转了平权股份制）的集体经济村庄，再补充下在西西河海外华人论坛上看到的一个一村两制的例子。

【 1万个留存至今的集体经济型村庄的名字全部贴出来是不可能的，因为没分地的集体村数量现在也只能靠估算。总的来说，数量不到全国村庄的2%

从样本调查的情况来看，全国各地的样本村落，都比年均收入不到2000元的小岗村好太多了。

http://www.opentimes.cn/bencandy.php?fid=395&aid=1864

镜像网址（最早的可能要买实体书才能看了）：王景新 潘毅 曹锦清等 集体经济村庄

这个链接里面样本列得比较多，也提了许多关于集体经济面临的问题以及重新搞合作社会遇到哪些困难。里面和煦村重新搞合作化遇到的问题就很有普遍性。
不是只要有了公有制平台就能一劳永逸，公有制平台在发展中同样问题多多。无论是南街，还是华西等明星村，前景仍然容不得乐观，如何巩固集体村在小生产汪洋大海中市场经济地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后转个比较有意思的样本村落：黑龙江省依安县新合村
这个村生产上一部分实行集体经营，一部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两种体制并行，人称“一村两制”

——从粮食种植业看。1983年刚实行“一村两制”时，集体经营户与家庭承包户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基本相同，种植水平接近，单产基本相同。近年来，集体经营户依靠集体的力量，加大旱田改水田的力度，水田面积由不足千亩发展到1.2万亩，集体经营户的种植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2006年，集体经营户的粮食总产量达到4150吨，亩产水稻510公斤，玉米600公斤，大豆190公斤。而家庭承包户的粮食种植结构变化不大，总产量仅有1268吨，亩产小麦210公斤，玉米400公斤，大豆130公斤，芸豆150公斤。

——从机械化水平看。1983年，村集体农机具固定资产总额12.4万元，总动力598马力；家庭承包户没有农业生产机械。2006年，村集体农机具固定资产总额已达708万元，总动力23800马力，包括胶轮拖拉机16台，链轨拖拉机8台，水稻收割机9台，水稻插秧机56台，手扶拖拉机42台，水稻育秧机11台，自走式水稻插秧机38台，水田“654”大型旋耕机3台，小四轮拖拉机35台，平地机2台，挖掘机1台，农田三轮车39台，大小汽车5辆，从插秧到收割全部实现了机械化，农民劳动强度大大降低。家庭承包户的农机具资产总额为54万元，总动力273马力，包括小四轮拖拉机45台，农用三轮车16台，播种机7台，农用犁69部。

——从农民人均收入看。1983年，集体经营户人均收入641元，家庭承包户573元，差别不大。2006年，集体经营户的人均收入达到7200元（不含第二年的生产投入），家庭承包户收入为3100元（接近齐齐哈尔市的平均水平，含第二年的生产再投入）。

——从住房条件看。1983年，全村农民住房砖瓦化率是0.5%。现在，全村集体经营户住上砖瓦房的达到95%，家庭承包户住上砖瓦房的为46%。

——从社会保障水平看。教育方面：全村实行统一的义务教育，学生在义务教育期间的学费、书费、杂费全部由集体承担，集体经营户和家庭承包户一视同仁。医疗方面：集体村民每年缴纳15元统筹金，医药费实行按比例报销，其中劳动力报销80%，家属报销50%。村里设有卫生所，能够治疗常规疾病，进行简单的手术，村民每季度还享受一次免费体检，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得到较好解决，邻村来看病的也很多。养老方面：40岁以下的集体村民由村里办理统一的养老保险，60岁以上的老人，根据贡献大小评等定级按年度发放养老补助金，标准由2000元到6000元不等。】

（不过这个一村两制其实也有福利体系会被包干户蹭等问题，不清楚是否能持续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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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这么多，倒不是说要恢复到供销社卖东西，只有国企能生产工业品再凭票供应的模式。毕竟现在有电商平台其实搞大数据统计式的计划生产要比凭票供应更加准确。

首先还是要考虑所有制，目前华为的虚拟受限股或者说Time Unit Plan时间单位奖励计划有点储蓄工分的意思，程序员超时加班登记为TUP积分之类的记账凭证，TUP积分可以看做拖欠的加班费转化成了储蓄工分。

以后，貌似是拖欠5年的加班费可以享受5年分红，然后在最后一年以新的公司估值，连本带利赎回（可能会产生更高的累进制所得税？个人感觉分5年逐渐赎回可能更好？且还是得配合定期体检，限制过度加班问题，以避免过早过劳死造成人才的损失，以及推高医保负担）……

但这个模式员工参加生产资料的积累活动，可以获得生产力发展分红，却又不是无限期的分红，不至于剥削新员工。不容易像西班牙蒙德拉贡平权股份制合作社联盟一样，越到后期越抵制新人加盟，外地人基本不可能用3万欧元或等价半薪劳动时间入一股平权股了。

已经非常近似于储蓄工分的概念了（就是缺乏体力劳动这也能获得TUP的机制，唉，毕竟相对于程序员来说，体力劳动者太多了……更难获得重视……可能要经济危机规模更大，倒逼全球都必须用更科学的算法提高工农收入水平，来解决消费萎缩问题时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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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一提，实际上我party，我military的传统也是（军饷收入）公示众议，保证公平的，并非评论区所谓的选出先进人物的目的是令其带头玩命干活不要钱，带动其他人不要钱玩命。

我party是尊重客观规律，多劳应该多得，多苦应该多得，多优应该多得，多险应该多得，人类劳动不光应该有精神激励还应该有物质激励的。

参考龙牙的高赞贴子：

美海军要求三大司令部解决严重欠薪问题，为何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欠薪问题？

【下面的英文单词的乱入是我的恶趣味，也许能方便转载的人过其他论坛的审核，也许不能？……】

（解放military）财务就得实事求是确定到底谁去了前线，谁呆在后方，以确定特殊津贴谁发谁不发。这个活儿有时候轻松有时候复杂，比如成建制去，就只需要确定谁留下来了。但是有时候复杂到了可怕的地步，有的人去了有的人没去，有的人去了几天又回来有的人没去但是后来又去了，有的人本来去了但是生病住院或者有事儿回家探亲，这些全部要核实计算。

……

在做出这份表格之后，必须要进行1）不少于一周的公示；2）military人委员会开会讨论确认；3）连队party支部开会讨论确认。每次部队执行了临时性任务、特殊任务，会有相关临时性津贴补贴发放的话，财务小哥根据各单位上报的任务情况（这个情况一般是训练部门去整理）做出工资表之后，都必须是这么个流程：

首先是张榜公布，将津贴补贴发放清单张贴在专门的位置进行公示，确保所有人都能看到。清单是一个人一行，里面列清楚各项津贴补贴的名目、数额，最后一栏是各人签字的位置，既可以看到自己的，也可以看到别人的，如果部队在不同地方执行任务，必须要每个地方都公示，如果你是单独出去执行任务，你回来以后也得补上这个程序。这个程序，一般是各连队/单位司务长去执行，个人有意见可以向司务长反映，也可以直接找财务小哥，甚至直接打公示清单上的电话举报。

然后是military人委员会开会讨论确认，你要不是military人委员会成员你会觉得这个组织的存在感不强，实际上这个委员会有个组织叫“经济民主组”，是无时无刻不在发挥作用的。在这个案例里面他们要负责确认任务执行真实情况，然后看发放清单有没有弄错，没错签字，有错反馈。最后是连队party支部开会讨论确认，支部建在连上，那么连队的一切事物party支部都要管，津贴补贴发放当然也要管。这份经过military人个人、military人委员会、连队party支部三层监督检查的清单最终带着military人个人签名、military人委员会签字、party支部签字盖章，回到财务小哥手里。这个过程中，如果发现了错误，财务小哥还得再次修改、订正。

敬爱的毛主席：

　　我叫邓芳芝，今年六十一岁，家住四川省中江县通山区石马乡第三村。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黄继光就是我的三儿。

　　光儿光荣牺牲以后，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第三分团尹超凡副团长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四川省抗美援朝分会、四川省各界人民慰问团、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南区工作委员会都派代表从很远的地方到中江来参加光儿的追悼大会。他们还带了许多慰问品来慰问我。大家亲切地喊我"黄妈妈"。大家都说愿作我的儿女，请我到他们工厂、机关、学校、乡村去耍。尹超凡也告诉我说，前方志愿军战士都愿认我做他们的妈妈。我真感到说不出的光荣。这时我就想起了您，我心里明白，今天的光荣，是您给我的。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受苦受难的农民。解放前，地主剥削我们，乡、保、甲长骑在我们的头上，祖传的几亩田地也被迫典当了，一家人少吃无穿，实在苦啊！一九四二年旱灾，我的几个儿子，都饿困在床上动也动不得。一九四九年二月，家里没有吃的东西，继光到河沟里捞虾子，碰着伪甲长的一条毛狗被人打死在河沟里。伪甲长不分青红皂白就一口咬定是继光打死的，叫他背死狗游街，还要我家给狗买棺材、做道场。那时，简直是没有我们穷人的活路啊！

　　伟大的毛主席：感谢您领导我们得到了解放、我们才翻了身，分了土地安了家，过起好日子来。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懂得怎样来保卫我们的好日子。继光在离家那天，就曾经告诉我说，他要到朝鲜去打万恶的美国鬼子，不消灭美国鬼子决不回家。他叫我在后方把生产搞好，多打粮食支援前线。听光儿说话这样有志气，我心里真是高兴。但我更明白这是您和共产党把他教育好的。

　　现在，继光虽然光荣牺牲了，但千千万万的青年都愿作我的儿女。他们都表示要学习继光的精神，为保卫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把战斗、工作和学习搞好，这就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一定要鼓励他们为保卫祖国和世界和平，继续英勇杀敌和努力生产，早日打垮美国鬼子，为继光报仇。同时，我还要把我的小儿继恕教育好，教他学哥哥的样子，争取当国家的英雄和模范。

　　祝您健康！

　　邓芳芝敬上

　　一月二十二日

为什么前辈们愿意付出生命抵抗敌人？

为什么一位母亲觉得儿子的牺牲也非常值得？

为什么王进喜大哥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庆油田？

一切的答案都在这封信中，因为他们付出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人民和自己的家庭能够越来越好。

而996是为了谁？这个大家心里都有数。

说的好像王进喜没996过一样。

王进喜在当上石油工人之前要过饭、放过牛，在小煤窑里挖过矿，最后在15岁的时候因为开发玉门油矿被拉去做了长工——这时候是1938年，抗战时期。

讽刺的是当时中国稍大一点的油矿只有玉门和延长两个，开发玉门油矿的设备国民党还要从中共手里讨。王进喜不认字，只能干最苦的苦工，干了十年之后一摸兜——一个子都没攒下来。

换了是你，你什么心情？

还问为啥对996斤斤计较？

当然按照有些人的观点，你得感恩啊，这是福报啊！没有油矿你就得接着要饭去了，有油矿剥削你才有了一口饭吃，至于为什么只能干苦工，那得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啊，你为什么不识字？是不喜欢吗？

然后解放了，翻身了，王进喜自学成才要考矿工——那个年头这种技术工种要求很高，王进喜当时连拉米尺数米数都不会，放了尺要一个格一个格的数。然后共产党给他扫盲，给他找师傅结对子，原则就一个：国家缺人，你愿意学，我们尽一切能力培养你。王进喜在旧社会干了十年苦工，屁都学不着，解放之后不到五年，硬是干到了司钻，自己独立带了个钻井队。到了59年底大家掐指一算——这特么才几年时间，这个钻井队进了7.1万米的尺，相当于解放前42年中国油矿进尺总和，那必须表彰。

于是这年下半年王进喜被选为全国劳模，送到北京进行交流去了。

咱们算算，你是个讨饭放牛的出身，解放后十年肯学肯干肯卖力，干出了不少成就，觉得自己也挺NB了，全国劳模了，光荣得不得了，去了北京，心里啥想法？

那肯定是成就感满满啊，别的不说，想想看这街上跑的车那烧的全都是老子钻出来的油啊！咱们石油工人就是有力量！嘿！就是有力量！

然后到了北京，中央热烈欢迎，组织大家参观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各行各业的代表一交流：
哥们你干啥的？啊我挖煤的，你看我们煤矿工人多NB，今年挖了XXXXX吨的煤，支援了啥啥啥建设。

哥们你干啥的？啊我炼钢的，你看我们钢铁工人多NB，今年练了XXXXX吨的钢，造了啥啥啥。

哥们你干啥的？啊我钻油的，你看我们石油工人多NB，今年出了XXXX吨的油。

王进喜说完这话，一辆公交车呼啸而过，上边顶着个大袋子。

——这啥玩意？

——汽车。

——汽车为啥要顶个大袋子？

——缺油，只能烧煤气。对了哥们你刚才说自己是干啥的来着？

换了你，你啥心情？

王进喜当时心态就崩了，换了谁也不行——自己作为全国石油战线上的杰出代表，进京之后被疯狂打脸。然后再深入一了解：得，经济困难，没钱进口，自己又缺油，别说汽车没油，就特么的坦克飞机都没有油。我去铁人纪念馆参观的时候听人说当时王进喜在大街上就哭了，心理落差实在是太大了，这事给王进喜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巨大打击。然后就在他寝食难安的时候——大庆出油了。

整不整？

整！

今天大庆有人口二百七十多万，但当时那边屁都没有，就是个大草甸子，划拉划拉方圆多少里就千八百口人。然后中央一声令下，三万军人、全国几十所石油院校的科研工作者、全国最有经验的石油工人，全都过去了。黑龙江省委下了军令状，全力以赴供应大庆油田——然后这四万多人过去了，一看这地方没法呆。

没房子，没道路，草甸子上夏天蚊子一群一群的，冬天地冻的跟铁一样硬，最低温度能降到零下四十多度，“大烟炮”一刮起来别说四万人，四十万人在荒地上也是个死。大伙到东北是3月下旬，算了一下按照正常进度来说，修房子修路怎么也得个半年，然后肯定又到冬天了——那就得等来年再战了。领导层一度讨论过要不要把人员先撤到大城市、慢慢修筑基础设施，然后再开工钻井的问题，后来一合计不行，眼下四处都不太平，老蒋在琢磨着反攻大陆，印度天天制造边境摩擦，国内正好是困难时期，没有油，工业生产搞不起来，坦克飞机开不起来，真出了事那是四万人的问题么？

怕就是四十万、四百万的问题了。

所以最后一合计，硬整，不能等。

没基础设施，用人力扛，几十吨的钻井是被硬拽到井场上的；没供水线，用脸盆舀水，一盆一盆运了几十吨水，最后开工，出油。

就这个工作环境。

王进喜到大庆，是60年3月25日。

大庆的第一车油，是60年6月1日送出去的。

7月16日，苏联照会我国政府，撤回在华专家，停止供应重要设备。

要么你少活二十年，拼命拿下大油田，子孙后代就能过得好一点。

要么你现在偷个懒，到时候指不定大家一起完犊子，接着回去做万人坑瓤子。

石油工业部党组成员有一多半都搬到了草甸子上，部长都住在了牛棚里，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这话是王进喜说的，却是无数人自发的选择。

现在问题来了。

你996的时候，你老板在哪？

也在牛棚里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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