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旦在公司文化墙前的留影。
丁旦展示市场上免洗大米产品和生产技术。 记者陈春园摄
丁旦（右）与合作社成员一起检查秧苗的病虫害情况。受访者供图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和安全，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提出了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的新战略，强调加快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实落地
“端牢饭碗”“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需要有一批懂农民、懂技术、懂市场的新农人
丁旦就是一个新农人
这是一个“海归”留学生回乡种粮的故事，他今年刚29岁
在普通人眼里，一个农村娃，好不容易挣脱了土地，还远赴英国名牌大学留学，又回到农村“玩泥丸”，似乎不太值当
妈妈反对，舅舅斥责，都没拗过丁旦“回家种田”的执着
这位英国利物浦大学硕士生会碰到什么“钉子”？能用好科技种好田吗？
初遇丁旦，想把他和“海归”对应起来，似乎并不容易。一米八的壮实个子，脸上架一副黑框大眼镜，衣服上、裤腿上满是谷屑，活脱脱一个下地农民。不过，墨绿色工装里的贴身Ｔ恤上，赫然印着一排可爱的卡通向日葵图案，掩饰不住他“90后”的身份。
土气中透着洋气，洋气中散发朝气，记者试图走进这个年轻人的世界。
丁旦的母亲王秀萍，是中国农村妇女吃苦耐劳的典范：13岁开始，在江西高安乡下走村串巷做裁缝，夏天卖冰棍，冬天卖水饺，开过载客三轮车，和男司机“抢生意”……她说，自己一辈子是苦过来的。
2007年，她和当“教书先生”的丈夫丁奋勇创办了粮油公司，进入粮食加工行业。经过10多年打拼，公司已成长为年产量4万吨、产值2亿元的省级龙头企业，她也成为远近闻名的“女强人”。
2015年9月，丁旦从英国利物浦大学消费者市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何去何从？一家人为此争论不休。
听说“海归”儿子要回家种田，家中立刻“炸了锅”
“家里花130多万块钱供你留学，你回来当农民，胡闹！”“我和你爸辛苦一辈子，不就是图你走出农村，在城里好好生活吗？”
“本科毕业出国时，就没想过以后待在国外；选择专业，也是为了回公司接班。”异国虽好，终是他乡。丁旦天生有着一种浓重的乡土情结。
“百善孝为先。爸妈就我一个儿子，我不回来，他们老了谁陪伴？”记忆中，从小学六年级起，他就开始帮妈妈外出送货。
“从小闻惯了泥土味，吃惯了百家饭。我觉得乡下和城里唯一的区别，就是送外卖、收快递不方便。”他调皮地说。
丁旦说，他选择回乡也源于倔强的个性，不服输。他常想：“我家的米品质这么牛，没理由卖不过别人！”
那天，他在电话里把“回家种田”的真实想法告诉了家人。果不出所料，家中立刻“炸了锅”。
王秀萍焦急地说：“我和你爸辛苦一辈子，不就是图你走出农村，在城里好好生活吗？”
舅舅斥责道：“家里花130多万块钱供你留学，你回来当农民，胡闹！”
经过几番较量，家人的集体反对最终没拗过丁旦执着一念，大家只有各让一步。王秀萍提出了一个条件，丁旦必须在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城市中选一个，求职待满两年，入职必须是现代企业。
“直接回乡接手企业，吃的是我的老本，接触的是上一辈的人际圈、旧观念。送他出国深造，逼他在大城市求职，就是为了不再吃没文化、见识浅的亏。”王秀萍说。
丁旦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毕业后，他只身来到上海。那时，王秀萍只给了儿子一个月生活费。
在两年的“沪漂”日子里，丁旦一个人在现代都市里闯荡，亲历着现代观念的冲击与碰撞。他在一家大型广告传媒公司上班，每天接触各种不同层次的消费者，为大企业做产品市场定位和营销策划方案。2017年底，他结束“沪漂”生活，回到了家乡高安市石脑镇。
第一年，因为天气不好、经验不足，种粮没怎么挣钱；第二年，因公司发展步伐过快，大量流转土地，下半年又遭大旱；第三年，疫情、水灾、虫灾、低温凑一块儿，又亏了不少钱。
丁旦抬头看看天，说道：“老天爷不赏饭吃，可还得扛着。我就不信那么倒霉，今年再碰上坏天气。”语气中充满了一种不怨天不尤人的坚定。
被丁旦“鼓动”一起回乡的，还有南京农业大学种子专业毕业的初中同学高亮，江西机电学院设备专业毕业的表哥肖文，年轻的同乡胡鹏……他们建立荷悦优质稻专业合作社，组建农机团队，定下目标：“要让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丁旦说，农业靠天吃饭，投入大，风险大，收益低，农民社会地位不高，农村吸引力不强，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乡村振兴，国家一定要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让一批有农业情怀、有干事能力的年轻人留下来扎根，农村才有希望。”
“适度的失败才是成功之母”
这些年，“钉子”没少碰过，丁旦开始明白，和农民打交道得有“门道”、接“地气”，和他们“一个鼻孔呼吸”
丁旦回乡的第一件工作，不是卖米，而是种地。王秀萍说：“既然务农，就得从种地做起，不熟悉土地、粮食、农民，怎么在农村闯天下。”
加工厂以前做订单农业，收别人的粮食加工，王秀萍早就希望建立自己的种粮基地，保证优质粮源。儿子回来正好一举两得。
回乡后，丁旦和公司普通员工一样，拿着每月3000元的工资，开始在附近村镇四处转，流转农田和荒地。拿地旋耕机陈齿轮配件
2018年正月刚过，丁旦来到筠阳街道，召集七八户村民商谈流转土地。面对这个戴着眼镜、彬彬有礼的毛头小伙，村民满脸不信任，一位村民劈头便问：“不会是拿了地去套政府补贴吧？”
丁旦以为带足订金，给足价格，土地流转不是难事。经这么一问，他的心一下子凉了一大截。商谈不太顺利，磨了一晚上，只签下70多亩地，其中还有30多亩抛荒地。
这些年，“钉子”没少碰过。渐渐地，丁旦开始明白，和农民打交道得有“门道”、接“地气”，和他们“一个鼻孔呼吸”。
他脱掉皮鞋换上泥靴，脱下西装披上工装，把自己打扮成地道的种田人。见到村民，学会了嘴上抹蜜“老哥老嫂”“大伯大妈”叫个不停，敬烟递水频献殷勤。有一次，在汪家圩乡流转土地，为获得村民信任，他连夜赶出了田地规划方案，装订成册，送到村民手中，并邀请他们来公司考察参观。村民和乡干部开始熟悉这个年轻人，喜爱这个年轻人。
2018年以后，公司流转的土地从无到有，2000亩、6000亩、12000亩……经过几年发展，公司目前流转土地及订单农业的总面积已达5.9万亩，全部用于种粮，“明星企业”的光环上又有了一个新头衔——“种粮大户”。
拿地难，种粮更难，丁旦和高亮都是“门外汉”。2018年，瑞州街办东方红街道一块200多亩的荒田，由于对田块情况不了解，又不懂及时追肥、放水，正常亩产千斤的产量只收了600斤；当年，龙潭镇樟树桥村一块200多亩的地，因为种子品种、播种时间等环节失误，种出的稻子品相不好，只有全部当饲料处理……
“三分种，七分管。”丁旦开始向农校专家请教，向种粮大户学习，向种田能手咨询；开始注重科学种粮、绿色种粮，对土壤进行取样检测，测土配方，制定肥料配比，减少农药用量，安装杀虫灯，使用引诱剂，对病虫害提前预防，像照顾孩子一样精心照顾稻子……
适度的失败才是成功之母。2019年，石脑镇文家村一块300多亩的地里，亩产终于达到了1100多斤。验谷员看到金灿灿的稻子，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两个90后大学生种出来的。他赞叹说：“这是我今年验到最漂亮的稻子！”
“现在，选择留下的理由有很多，却再也找不到一个离开的理由。”丁旦感叹道。
一次，村干部不解地问他：“你和镇里书记是什么关系？他两次都在大会上要村干部支持你流转土地。”丁旦一愣，平时没怎么和书记打交道啊。后来才想明白，这是当地政府在背后默默支持年轻人回乡搞农业。这些“默默的关心”，成了丁旦坚持下来的理由。
还有很多管田的农民，还有厂里的员工，还有当地的贫困户……“我离开了，他们就失业了。”对村民、对员工的承诺，也成了丁旦坚持下来的理由。
“离开农村，我在城里怕也找不到好工作了，这几年的履历全是务农。”说完，丁旦憨厚地笑了。
科技种田，科学管田
现代农业必定是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的高效农业；现代农业也必是精细农业、绿色农业
21世纪的地谁来种、怎么种，这是丁旦深思的问题。
农村传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家一户，几亩薄田，耕读传家”的生活方式逐渐远去，现代农业大幕徐徐开启，丁旦回乡时，中国农业已基本完成了“机器换牛”的跨越，正在步入“机器换人”时代。
丁旦想，现代农业必定是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的高效农业。2018年在公司领过工钱的务工村民有五六千人，平均每人每天80元；2019年，领钱的人数明显减少，工钱涨到100元；2020年，50岁以下的务工者已基本看不到了，基地里抛秧、施肥、喷药等环节，均以五六十岁女性为主，许多人还要公司派车到村里接送；2021年，人会更少，工钱会更贵，派车接送是“铁板钉钉”的事。
“不依靠机械化，手头没有一批农机‘大家伙’，光人工成本就能把公司压垮。未来种地必是农机的天下。”丁旦坚定地说。
他招收了9名“90后”组建了自己的农机团队，先后购入5台旋耕机、7台插秧机、6台收割机、3台无人植保机，探索全程机械化种粮。
“秧好一半禾。”当不少种粮户还在沿袭传统的抛秧、播种时，丁旦已密切关注育秧工厂、机插等高效种植方式。2019年，他顶住成本压力，在基地内建起玻璃大棚1000平方米，联栋温室大棚2300平方米，引进一条全自动化播种流水线，运用先进的育秧栽培模式，进行统一催芽、育秧、播种、机插。
育秧和机插的效益是明显的：第一年机插成本是160元，第二年下降到130元，2020年下降到100元。
丁旦还认为，现代农业必是精细农业、绿色农业，向管理要效益，向品质要效益。近两年，丁旦在石脑镇培育富硒有机稻基地，通过潜心研究药物配比，该基地的富硒含量每公斤达400微克。他还建立稻蔬轮作基地，将水稻与豆角、大头菜等轮季耕作，不仅让每亩增收3000-5000元，更重要的是改善土壤有机物含量，提升水稻品质。
“希望国家继续加大育秧、机插、农机等环节的补贴力度，大力扶持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只有当社会化服务组织健全，服务价格低廉，种田不辛苦又有钱赚时，农业才有吸引力。”
21世纪的地谁来管、怎么管，这是丁旦深思的另一个问题。
丁旦发现，当前大规模流转土地、聘请农民管理的模式存在一个明显缺点——农民积极性难以调动。经过几年实践、磨合，丁旦在当地首创了粮食企业产供销一体的种田组织管理模式，并给它取了一个好听好记的名字——“田管家”。
“田管家”是一种分级管理模式，土地流转以后，合作社分区域委派“总管家”，“总管家”再在区域内根据情况选拔村、组“小管家”。“我们聘请的这些田管家，不但有保底薪资，年终还有分红，分成模式让农户利益得到充分保障。”
2018年，丁旦初次试水“田管家”模式，公司给“田管家”每月发工资，秋粮利润“总管家”与公司各占一半，“小管家”视其负责的基地效益适当奖励。第一年，丁旦发现“田管家”的积极性还是不能充分调动。
2019年，丁旦把所有“田管家”都纳入五五利润分成；2020年，利润分成变成六四，“田管家”得六成，公司得四成，有些田块公司利润甚至降得更低，“田管家”的积极性渐渐调动起来。
石脑镇文家村50多岁的“田管家”朱细英替公司管理500亩地，五五利润分成时，每次田里有纠纷，她总是打电话让丁旦赶到现场。随着利润分成提高，像“农药漂移到插花田”“农机压坏村民菜地”等小纠纷，朱细英都主动想办法解决。2020年收割季节，她还主动联系四台收割机，把田里的稻子全部收完，没让丁旦操一点心。当年，她在田里工作时间不足6个月，尽管收成不如往年，光分红仍能拿到4万多块钱。
“田管家”模式最大的特色就是让利。丁旦说：“种粮收益本来就低，公司与民争利，挫伤‘田管家’积极性，种不出高质量原粮，最终损害的是公司利益。”
不靠种粮赚钱，把利润主要放在粮食加工和销售环节，有效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有了“田管家”全身心投入，丁旦有更多的时间从田里“抽身”，来谋划公司粮食加工、销售的方向。
“坚持，只为一碗好米！”
别人嫌早稻收益低不愿意种，丁旦一种就是6000多亩。“只要国家有需要，今年我还种早稻”
在高安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黄旭眼里，丁旦是一个情商高的小伙子。“对村民、对员工很温和，对农村很有感情，年轻人这样很难得。”黄旭不住地夸赞道。
石脑镇丁家村党支部书记杨毛生的手机里，存了不少丁旦的工作照，有田里的、有厂里的、有村里的……他打开一张照片对记者说：“看，满身泥土，大热天在田里查病虫害呢。丁旦上进，有孝心，一家人对村民好得很。”
10多年来，王秀萍是村民眼里的“好人”，丁家村的“好媳妇”。平日里，组织爱心商会、企业、志愿者走访慰问贫困单亲母亲、孤残留守儿童、贫困孤寡老人，参与村里修桥修路、文体活动，她都是领头雁。
丁旦接过了王秀萍的“爱心接力棒”。从2018年到2020年，他带领合作社，为石脑镇374户贫困户提供小额金融入股业务，全镇贫困户每年户均获得1000多元分红；托管农户土地近1500亩，降低产业化联合体内成员生产资料成本20%，托管土地平均每亩节省成本90元；提供超过600个田间工作岗位；农忙时，他派出机器帮助劳动能力薄弱的贫困户插秧、收割；农闲时，他邀请专家开设培训班，对贫困户进行种植技术指导，不仅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还提升了贫困户个人综合能力。
“在基地做事一天能赚100块，又能就近照顾儿子。”正在基地采摘辣椒苗的贫困户谢金生感激地说。50多岁的谢金生腿脚残疾，儿子患有白血病，丁旦一家一直帮扶了他10多年。3年前，谢金生终于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儿子的病也好了，2019年还考上了大学。
与种一季中稻相比，种早晚两季稻收益相差不大，却增加了许多人工和管理成本，农民种早稻积极性不高。有一年早稻播种季节，高沙村党支部书记找到丁旦，为难地说：“村里还有400多亩地荒着，村民不愿种，咋办？”
丁旦当场表态说：“我来种，保证5月份地里有禾苗长出来。收完稻子，我再把地还给村民种晚稻。”
2020年，丁旦响应国家扩种早稻保产量的号召，种了6000多亩早稻，在当地种粮户中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当年，高安市早稻扩种面积达69.9万亩。丁旦说：“我种的不是自家粮，是爱国粮！只要国家有需要，今年我还种早稻。”
“年纪轻轻，你的选择与同龄人如此不同，为什拿地旋耕机陈齿轮配件么？”记者不解地问道。
他拿起笔写下四个字：百年企业。
丁旦回乡后，把他的专业、经历、见识，全部倾注到了这棵“稻子”上。他和团队把公司目标定位为一句宣传语——“坚持，只为一碗好米！”
一粒米，大如天。（记者陈春园、顾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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